《淮南子》编纂之时，汉初思想界比较活跃，先秦诸子思想大有再次复兴之势，这也得益于汉初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秦朝为了施行文化专制，曾下令将除秦国史书之外的史书类书籍及非政府所收藏的“诗、书、百家语者”全部焚毁，禁止民间私藏书籍，也不能讨论这些内容。汉朝建立后，改变了秦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诸子学说开始复苏，当时，最为汉初统治者所青睐且在政治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是黄老思想。汉初大臣萧何、陈平、曹参、周勃等人都是黄老之术的信奉者，如丞相曹参在齐国担任国相九年，采用黄老之术，“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他成为汉朝中央政府的丞相之后，终日饮酒作乐，所有事情皆依照萧何所定前例办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规曹随”。到了文、景时期，黄老之风更盛，《史记》记载：“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在景帝和武帝初年的权力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黄老思想在汉初思想界的地位不言而喻。事实上，黄老之学对汉初经济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称赞道：“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汉初能与黄老思想较量的思想流派，只有儒家。儒家学说作为先秦显学之一，有着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儒学教导人之为人的道理；另一方面，儒学又告诉人们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蕴含丰富的政治、生活哲理。儒家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大小，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奔走列国，希望儒家思想可以运用于治国之策中。由于儒学不能满足诸侯快速富国强兵的目标，所以孔、孟得不到诸侯的青睐，儒学之道不能得到推行，孔、孟本人最终也只能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业。但是，当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儒学的社会政治作用逐渐凸显，秦始皇虽然不喜儒学，然当他想封禅泰山时，也要“与鲁诸儒生议”，“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汉初，刘邦鉴于群臣无礼、肆意妄为，任用叔孙通制定朝仪，自此百官敬肃，刘邦因此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认为儒家思想“难于进取，可与守成”，在政局逐渐稳定之后，他积极推广儒学。儒家的地位从汉朝建立开始，影响力不断上升，除善于“守成”外，还有一大批儒家学者能够与时俱进，重视吸收其他学派之优点，如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的思想融入传统儒家思想中，力图建立一个以儒家为主导、能够巩固大一统皇权统治、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体系。

金春峰先生在《汉代思想史》一书中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不仅不是百家争鸣沉寂的原因，相反，正是为了结束纷争而建立综合性思想体系的历史要求与愿望的自觉与反映。实际上，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刘安的《淮南子》一书就开始尝试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力图网罗儒家及其他各派思想，吸收各家学说之长，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综合性思想体系。梁启超曾认为，“《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不过近代以来，学界多主张《淮南子》具有混合百家的特点，如胡适认为《淮南王书》是以无为思想为中心，包罗、混合了各家思想，既属于道家，也是杂家，是思想混一趋势的体现。冯友兰也认为《淮南子》顺应了秦汉道术统一的思想趋势，虽然兼采百家，但却不是原封不动的收录，而是折中调和诸家，在对立之中寻求统一。刘文典认为，“淮南王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诚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从《淮南子》的内容上来看，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其汲取了先秦诸家之言，如代表兵家的《兵略训》、法家的《主术训》、阴阳家的《天文训》和《时则训》，农家的《修务训》、儒家的《缪称训》等。另外，据传《淮南子》已经亡佚的中篇《枕中鸿宝秘术》主要是记载神仙方术。由此可见，《淮南子》的编纂意图在于综罗百家、自成一体。(www.daowen.com)

《淮南子》产生于西汉黄老之学的思想背景下，同时又与儒家思想形成争锋之势，但总体上还是对先秦诸子百家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将诸子百家的学说乃至天文、历法、音律、阴阳五行等都囊括其中，实现了“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