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中期直至1860年代知识税废除前夕，作为传媒主体的报纸都被人们认为是实施民众教育的机构（an educational agent），即汉普敦所称的“教育型”报业理念。一方面，它与“自由主义报业理念”之间相通相融。也就是说，报业是一个论坛，它保证观点的自由表达与讨论，衍生出基于真理的公共福祉。根据密尔的观点，这种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就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它将媒介作为民众教育的机构，意味着媒介承担着用真理与公众福祉影响读者的义务。因此，这种媒介认知具有包容性特质，它鼓励普通公众通过公共讨论加入政治辩论议程中，并试图诱导工人阶层持有“适当的”观念^[81]。

这一理论的基础与言论表达自由同源，它认为人类的进步是基于理性的表达与信息和观点的不受限制的流通。只有在自由市场的保障下，知识的自由传播才是社会机制发生作用的根本。在这种框架下，媒介（当时主要是报业）被理解成为个人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上知情权、表达权与辩论权的延伸与扩展。媒介自身也是理性的代言者，它可以通过自我约束发现真理；它能够反映最广泛的意见和观点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同时，它也应不受政府的干预；而供职于媒介的编辑与记者的职责则是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作为“第四种权力”，应当通过告知公众和表达舆论代表民众监督政府。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普通劳动人民的教育要求渐趋高涨，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870年«福斯特法案»，即«初等教育法»的实施就是政府在这方面作出的回应。它使公众阅读人数大幅增加，从而保证了维多利亚晚期报纸受众群的存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使报纸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生活消费品工业与广告业空前发达，阅读的公众与大众市场也越来越趋向统一。在这样的消费风潮中，早先为上流社会所独占的奢侈商品地位下降，大众消费品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报纸也由于商业化冲击成为大众消费品。而这些发展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联：全国性大众化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使品牌商品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广告的盈利使廉价日报的出版成为可能；公众生活水准的提高又促进了报业与生活消费品工业的成长。

报刊商业化，内容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新闻业，人们对报刊这一“第四等级”的合法性从根本上产生质疑。传统的新闻理念逐渐被另一种新闻观念所替代，这就是“代表型”新闻观念。与1850年代前的报业强调“观点”和“启蒙”不同，这种报刊观念更加强调的是为读者提供“新闻”与“事实”。汉普顿认为代表型报刊理念不像传统的自由主义报刊理念那样，依赖报刊读者的理性——相信理性讨论最终会带来真理，同时，也是对报业所有权结构变化的一种适应，是对人类理性以及通过理性讨论能够使“大众”融入政治的悲观看法的回应。提供事实与启蒙公众两者并不矛盾，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但对19世纪中期的那些持传统观念的人们而言，从“观点”到“事实”的转化确实削弱了报刊启迪民众的作用，并使报刊产生“去政治化”倾向^[82]。露西·布朗（Lucy Brown）在«维多利亚的新闻与报刊»一书中分析指出：“新闻业中政治与商业的合作是一对矛盾，尽管可以理解，随着报刊社会接受度的提高，它们批判的锋芒却逐渐减少。”^[83]伯恩（Bourne）在1887年的著作中观察到：

1880年代的报刊更加注意报道中立，如果它不能提供读者想要获得的一般信息，就会造成读者流失到其他报刊。读者可以根据事实去形成自己的观点，即使读者没有形成观点的能力，他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去获取灵感，比如朋友、俱乐部中有影响力的人、所属党派领导等。因此，现在的读者读报只为获得一般信息而非报刊提供的观点。“如果观点恰好与自己的观点相同，读者还会支持，可一旦报刊所提供的观点与读者所持观点相反，就会招致读者的反对甚至怨恨。”^[84]

伯恩惋惜道：“报刊很少提供观点，而读者也不再阅读政论文章了。”^[85]

面对这样的质疑，新式新闻业的创始人斯塔德（W.T.Stead）^[86]重新解释了“第四等级”报刊观念。1886年，斯塔德在«当代评论»上发表了«新闻治下的政府»（“Government by Journalism”）与«未来的新闻业»（“The Future of Journalism”）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均写于他在霍洛韦监狱（Holloway prison）服刑的三个月间。它们分别被刊登在1886年5月与10月的«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上，用来回应人们对新式新闻业的批评。

首先，斯塔德并未将新闻业的作用仅仅局限在检审政治权力实施，而是将报刊比喻为“发动倡议的议会（chamber of initiative）”。斯塔德认为商业化就是一种民主的表达，市场的需求直接赋予新闻业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他指出，议会的选举与财产、社会地位、性别、年龄均有关系，但对报刊而言，任何人只要花费一个便士就能够在“发动倡议的议会”中获得代表权，为自己喜爱的报刊投上一票。因此，相对于议会，报刊才是人民真正的代表。报刊编辑必须代表读者的意愿与兴趣，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违背他自己的意愿或要报道他根本不感兴趣的话题。他解释说，编辑之所以能够代表读者就是因为他能够接近读者，报刊作为代表民众的机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报刊编辑相比于那些当选的议员总是与选区中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议员们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离开所在选区，到一个新环境中去，这样就会失去与选区人民的联系；再加上议会每七年才进行一次选举，每一百个英国人当中仅有一人拥有选举权，而每七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报刊的读者。因此，报刊是人民表达意愿最好的地方，人民的意愿也只能通过每日出版的报刊来表达。报刊的编辑必须及时地与读者沟通并反映他们的情感和意见，否则读者们就会抛弃一份报纸，不再购买它^[87]。

那么，编辑是怎样有效地实施自己的权力呢？斯塔德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段。(www.daowen.com)

其一，他强调了公开揭露社会丑恶的现象，“不管任何部门，只要不接受报刊的监督，就会存在权力滥用，然而，一旦将它们暴露在阳光之下，它们就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报刊是伟大的检查员，有着无数双眼睛，它从不休息，它每日的报道不是为了屈从于官员与政府部门，而是为了全体国民。对斯塔德而言，报刊只能通过揭露错误来发挥作用，使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来纠正那些错误。更加重要的是，这就使记者不仅仅是公共舆论的“传输机”，并且成为公共舆论的解释者。因为，正是记者决定什么样的弊端应当被揭露出来，什么样的错误公然侵害了公众的利益。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媒介“议程设置”的作用，在斯塔德那里，这是一种实施民主的方式。

其二，报刊编辑实施政治影响的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报刊将公众意见传达给政府官员、内阁大臣。斯塔德强调编辑能够代表民众说话，并认为编辑应当具有超人的德性和判断力。正如他的«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只要公布“事实”，就会引起读者天性中道德力量的觉醒。这就为报刊报道事实提供了辩护。

在斯塔德看来，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迫害后，报刊最终成为组织有序的政府的对手，报刊是现代文明人必不可少的附属品，人没有报纸就似半裸着身体一般。他认为未来的新闻业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行业，它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记者与编辑，它会给那些有能耐的人提供机会与可能性，使他们从中获益，在这一行比在其他任何机构或行业供职都要有优势并且令人骄傲。

此外，斯塔德还为频受指责的人情味新闻辩护，他说：“具备人情味的材料同样是报刊感兴趣的材料……现在有一种观念非常流行，即谴责这种更高形式的新闻业，并仅仅将它看作煽情……在新闻业中，煽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只要这样做能够吸引读者并迫使他们认识到采取行动的重要性。”^[88]由于传统的非个人的写作（impersonal journalsim）正在衰竭，要影响其他人，首先报刊的记者和编辑得是个人，他应当具备人类的同理心。“未来的新闻业离不开个体人的因素，编辑的性格是我所认为的真正的新闻业中的关键因素，这种新闻业区别于以往以批评为主、一段一段大片拼凑的新闻。”^[89]

新闻业要替那些缺乏话语权的贫苦下层民众发声。供数百万人阅读的大众化报刊（the millions）必须遭受厄运的打击，必须面对官员的傲慢无礼和那些处境优良者的蛮横对待。作为公共审判机构的报刊永远都不可能寻找到足够的证词来合理化自身的价值，除非它刊登了每一位被害者的控诉与苦难。这些人包括那些被贪婪的警察敲诈的妓女，那些持假释证却被躲在暗处的警察盯梢的人，那些领取救济粥受阻的贫儿。“为无声者发声如同让光明进入黑暗之所，这几乎等同于赋予一个社会阶层选举的权利。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报刊形同互助会的传道者，传播欢乐的佳音，为那些受黑暗与死亡威胁的人们带去希望。”^[90]斯塔德将报刊的这种功用比喻成记者从主教和贵族那里继承的遗产，在他们的权威丧失后，记者一定要承担起的责任，同时，这也是记者与报刊所享有的特权。

斯塔德的这种观点对理解“第四等级”报刊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斯塔德这样的编辑和记者而言，报刊不仅仅是政治辩论的中心，也是避免弱者不受强权侵害的手段，与此同时激发读者的兴趣并增加报刊收入。通过重新定义“第四等级”，斯塔德引发更多的读者思考报刊的功用，并关注弱势和无家可归的人们。斯科特-詹姆斯（Scott-James）认为，与原先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严肃新闻业不同，新式新闻业拓宽了新闻的定义和读者层，它的成就是它试图表达每一个读者的兴趣和观点，它表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政党政治只是公共生活很小的一个部分，公众的兴趣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件进行讨论^[91]。

如前所述，知识税废除前，英国报业主流是以«泰晤士报»为代表、以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为主要读者层的严肃新闻业，普通劳工阶层所阅读的激进主义报业以抨击现行政治制度为己任，号召工人阶级参与为改善自身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星期日报刊发行量不小，但未对英国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在1860年代之前，英国文化还是以关注政治的精英文化为主，起码，贵族与中产阶级的文化占有主流地位。在知识税废除之后，大众化报业占据了报刊业主导地位，它以人情味新闻报道为主，如丑闻、犯罪、体育等，耸人听闻、具有轰动效应是大众化报刊追求的效果，形式上采用大标题、留白、分栏等报道方式来吸引最大多数的读者，它以低廉的售价迅速占领报业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变化了的报业环境中，人们开始质疑报刊的社会功用。斯塔德将市场民主等同于政治民主，为大众化的新式新闻业辩护，作为第四等级的报刊不再仅仅是监督政府行政权力的机构，而是民主的工具，面向公众，发起社会运动，进行社会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