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述，知识税废除之后，报刊业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广告收益，并快速走向工业化运作，开始受制于一个由自由经济规制的体制。在1795年由«晨邮报»的经营者斯图亚特所倡导的以广告增加财政收入，吸引读者，增加报刊发行量的经营方式，成为现代报业的经营原理。除此之外，创办一份报刊的成本也大幅增长。1855年只需要4 000英镑来创办一份报纸，并能够使其成为全国性日报当中发行量上的佼佼者；到了1880年代，爱德华·劳埃德需要用15万英镑来重新启动«每日纪事报»；1906—1908年，托马森花了差不多两倍的资金用于创办一份报纸，而这一数字到1920年代就达到了200万英镑。由此可见，资本本身成为经济上的壁垒，资金匮乏是不可能从事现代出版业的。

新式新闻业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的迅猛增长，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报刊业的政治自主权也在不断地增加，既是，新的权力集团诞生了。在英国媒介史上，这一表现最具代表性的即报业大亨的出现。报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报刊所有权的不断集中，1890年至1920年，英国报业经历了报业所有权越来越集中的历史时期，最终报业集中到了几个报业巨头的操控之下，报刊史学家将此称为“报业大亨时代”。随着报业大亨时代的来临，报刊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社会威望不断上升。18世纪的报业被视为“脏活儿”，包括从所有者到记者在内的报刊从业者均不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业大亨们被大量的荣誉与头衔所包围，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到1930年代，英国的报业被控制在“报业三巨头”手中，他们分别是罗瑟密尔（Rothermere）、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和凯姆斯雷（Kemsley）。这三大报业巨头控制了全国性日报45%的发行份额和地方报业51%的发行份额，连带他们所拥有的晚报，读者总量超过了1 500万。他们的影响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各种官方职位，如罗瑟密尔1917—1918年任航空部主管，诺斯克里夫（Northcliff）1918—1919年任敌占区宣传部主任^[66]。

詹姆斯·柯伦将报业大亨时代的报刊称为不负责任的权力（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即如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所说的那样：拥有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权力，一种不负责任的权力，就像自古以来那些好色的花花公子们拥有的特权一样^[67]。这样的称谓代表了人们对报业大亨所享有的左右舆论和政府的权力深深的忧虑。柯伦批评说，以威廉姆斯和霍利斯为代表的英国新闻史书写，只关注英国工人阶级发展史，而不是英国报刊史，这些报刊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辉格史书写框架的影响，只是用新的“工人阶级的英雄”代替了“辉格派的英雄”而已；同时，他认为，将广告看作报业发展的助产士，报业获得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会限制对报业结构性变革所作的严肃的思考。在柯伦看来，19世纪中叶前后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的新纪元，相反，这段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审查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即，市场力量取代了政治与法律压制，报业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并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8]。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报业的垄断状况造成了民主社会的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报业竞争，英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报业垄断现象。对那些20世纪初的报业大亨来说，出售报刊与出售日常消费品没有任何区别，报纸只是用来向读者出售与自身有利的观念的工具，而报业大亨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更加引起人们的焦虑。柯伦分析说，报业大亨控制下的报纸不再是社会公器，而成了老板们为满足政治野心、实现政治操控的纯粹的宣传机器。在这些报纸上，公共事务新闻成为一种装饰品，居于次要地位；报纸为争夺广告客户而需获取最大读者群的压力导致了政治新闻水准的不断降低，公共事务新闻篇幅不断减少；负责任的严肃报刊水准下滑，成了报道琐事的通俗报刊。因为，对商业竞争下的报业来说利润比政治要重要得多。这样，有品格的英国报业于1886年终结了。1947年皇家报业委员会的报告中评价这一时期的报业时说：“1890年报纸的售价普遍只有半便士，报纸读者也已不再是受过高等教育对政治感兴趣的那些少数人了，而是那些1870年«福斯特法案»的普遍受益者。”^[69]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报业巨头们，比起他们的前辈，更像是干涉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报纸每天的运营采取频繁的干涉与控制。以比弗布鲁克为例，他曾在一天之内给«每日快报»的编辑发出了147条指示。每天早晨6点，他会给员工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对其文稿的看法。诺斯克里夫更是直接对报刊编辑方针进行干涉，报业巨头们无视报纸编辑与商业间的边界，由«泰晤士报»在19世纪上半叶确立起来的编辑独立原则在报业巨头这里完全被颠覆了，他们运用权力日复一日地将商业兴趣和价值观牢固地渗透到了编辑和决策的过程中^[70]。

1896年，大众通俗日报«每日邮报»诞生的同年，电影进入传媒市场，很快大众化报刊与电影成为英国社会中主流的大众媒介^[71]。早期的电影大多是纪录片，1899年，随着第一部故事片的上映，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大众化娱乐媒介的身份初步形成。它以播放题材粗糙的喜剧、滑稽戏和情节剧为主，以广大民众作为对象，很快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政界人士、评论家与知识分子认为：电影业未能够为新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提供必要的教育与信息，从而让他们在国会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它通过为公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对文化品位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电影的兴起使同时期剧场观众大量流失。在电影业造成的大众化风潮中，戏剧业也随波逐流。据休·亨特等人的分析，为缓解观众流失造成的票房收入的压力，艺术戏剧与严肃戏剧经济收益无法保证，只好让位于内容通俗的音乐喜剧和小型讽刺剧，严肃戏剧在商业化运作原则下艰难生存，而商业戏剧却大行其道^[72]。人们认为，报业、电影业与戏剧业所带来的大众化风潮对英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传统的精英视角认为，兴起于19世纪后半期的大众化报业与电影业、戏剧业一同，以通俗、娱乐代替严肃、教化，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安定，降低了文化水准，造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73]。“大众文化”这一名称之由来就在于，它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为他们提供娱乐和消闲，从而增加销售量，获得经济上的收益，而不是将广大公众导向一种实质未受损害的文化。“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保障公众具有批判意识的机制动摇了。”^[74]商业化冲击下的媒介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化的盈利驱动，大众被媒介经营者们通过二次售卖出售给广告商并从中获利。(www.daowen.com)

媒介普遍媚俗与堕落带来了人们对媒介负面影响的基本认识。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广泛讨论着商业机制中的大众化报业对政治与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人们的共识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完全商业化运作的大众通俗报业所提供的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有趋于低俗化的倾向。诚然，大众通俗报业带来的“新式新闻主义”风潮一改严肃大报的报道风格，用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更加吸引人的内容为读者提供服务。但是当严肃的政治与社会报道离开新闻报道中心，代之以煽情的犯罪、丑闻、性、暴力、体育新闻时，文化的退化与堕落则在所难免。由于商业化运作，星期日刊、通俗小说杂志的信息质量与数量大幅下滑。这些媒介降低了印刷媒介所应承当的社会与政治启蒙责任。金尼尔指出：

大众对新闻的需求决定了新闻的内容，这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许多年以来伦敦大报以报道最全面的国会新闻而骄傲，他们有大量的专职记者去从事国会报道。而紧密的排版方式也使这些报刊引以为荣。读者们欣喜地翻阅那些粗体铅字，只有发言人变化时，报道中才会留有一些空白。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来每天有六七篇的政治雄辩现在减少到了两篇，被段落、标题和感叹号分割成为若干个部分。现在的读者，包括商业阶层中的智识阶层都是首先从那些仅占十行的总结性报道中获知法律与政治新闻。^[75]

约翰·利（John Leigh）感叹到：新读者这些低劣的阅读习惯使我们希望他们根本就不会阅读^[76]！

汉普顿研究指出，对报刊商业化的认识通常都是带有阶级的印记。一方面，商业化可以被作为解放工人阶级消费者的方式，这些消费者即那些在报刊处于并不发达的商业化阶段时没有能够被很好代表的人群，也是那些对严肃和值得尊敬的高雅谈话和公共集会不感兴趣的读者；另一方面，商业化也可能成为生产浅薄愚蠢新闻的推动力，这样的新闻最终替代了“教育型”或“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新闻作业模式，使报刊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所有者手里，他们的商业追求促使他们给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层他们想要的（wanted）新闻，而非他们应该得到的（needed）新闻——读者的变化带来的是公共话语品格的下降，特别是报刊上国会报道的消亡。这样的新闻业更像是“股票交易所”^[77]。柯伦对报刊商业化的认识是从阶级角度进行分析的代表：“自由市场带来的自由报业就是让资本享有给劳动阶层灌输思想观念的自由……这已经被这个不允许不同阶级兴趣和利益冲突的社会所默许”；但他进一步强调，“只有无知与启蒙、个人与政府间的冲突才是自由报刊作为政府看门狗和人民护卫的基础”^[78]。

商业化运营模式下的电影与戏剧，或者说，文化产品的生产在商业化运营模式下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尼克·史蒂文森分析指出：由于在市场上可以买卖多元的文化诸形式，部分人士认为商业式的诸种文化产业使市场更加多元化，它为人们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然而事实上却是，各种商业体系混淆了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对民主自治的需求两者之间的区别，并进一步引发人们的错觉，它将某种“排斥态度”融入文化推销中，也就是说，文化传播的商业方式注定要排斥不可能快速销售和不可能有经济回报的商品^[79]。

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日益被做专门学问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社会整体人心涣散、缺乏凝聚力，人们对自己同时代的人充满了怀疑、骇惧和疲惫厌倦的心态。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批评。这位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文化主将、统领英国批评界那片荒芜之地的最出色的批评家指出：“所谓文化应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这种宽广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应成为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它在承认变革的同时讲究权威性和秩序，文化……的化身应是能够传承人类优秀思想遗产、整合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权威或中心。它强调全社会、全民性的启蒙益智教育。”^[80]这种文化观念的提出正是针对大众化报刊所创造的“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