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6月30日，知识税的全面废除促使英国报刊业发生两个革命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各大地方城市纷纷创办日报，如«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利物浦邮报»（Liverpool Post）、«谢菲尔德电报»（Sheffield Telegraph）、«伯明翰水星报»（Bermingham Mercury）、«爱丁堡苏格兰人报»（Edinburgh Scotsman）等。这些报刊在创办之初均模仿«泰晤士报»的严肃高雅的新闻报道方式，但很快，由于人力物力资源配给不足，无法维持竞争。莫布雷·莫里斯（Mowbray Morris）给他在曼彻斯特代理的信中说：我们根本不可能以1便士的售价来维持一份一流的报刊。因而他们纷纷放弃对«泰晤士报»严肃报道方式的追随，转而面向大众，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内容“廉价”的报刊，并很快获得了成功^[57]。另一个变化是，在这些地方廉价报刊的影响下，许多廉价报刊在伦敦也纷纷创办，如1855年6月29日创办的«每日电讯信使报»（The Daily Telegraph and Courier），其发行量很快就达到百万份以上。

这些报刊从组织形式、发行方式到报刊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彻底改变了英国报刊业。它们以廉价星期日报刊为雏形，以“性、腥、星”的报道内容迎合读者，在英国掀起一股被称为“新式新闻业”的风潮。

就内容来说，这些报刊以牺牲独立的政治评论为代价，将人们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与“人情味”新闻，即建立在煽情基础上的有关犯罪、丑闻、流言蜚语、逸闻趣事、性问题、罗曼史、法院新闻与体育新闻等巧妙地结合起来，通过引进插图和图画以及革新版面设计和故事的叙事方式，改变了报纸的版式和形式^[58]。它们在高度资本化的市场中参与竞争，以其低廉的价格与通俗的内容赢得了众多读者，发行量达到了百万份以上^[59]。这些报刊的目标读者层即定位为“新的便士民众（new penny public）”，报刊所生产的内容就是为了迎合“大众（the million）”。大众化报刊的广告价格极其低廉，每两行广告只用花费1先令。

就形式而言，报纸更加注重可读性，如，多采用引人注目的大字号煽动性标题，并配有子标题；新闻均采用短段落增加易读性，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插图与照片，报道的戏剧化、语言的口语化都被运用在其报道方式中，从而形成了类似于美国同期的大众化办报模式。

这种新闻报道取向改变了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严肃大报死气沉沉的报道方式，但同时也改变了报纸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角色以及与读者的关系：报纸不再是民众的指导者与教育者，而仅仅成为以取悦读者、提供娱乐来获得市场份额的挣钱机器。汉普顿的研究指出，这样的新闻业与18世纪早期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严肃新闻业最大的不同是，它强调“新闻”与“事实”而非提供“观点”^[60]。正如北岩在1883年对马克斯·潘伯顿（Max Pemperton）所说的：“公众对社会变革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们会对简单而有趣的事物产生兴趣。那些生产‘珍闻’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他们掌握了远远超乎他们想象的资源，而这一切也不过是彻底地改变英国报纸性质的一个开端而已。”^[61]马修·阿诺德在1887年«19世纪»杂志发表评论说：(www.daowen.com)

我们有机会见证了一个聪明且充满活力的人创立的新式新闻业。新式新闻业有很多值得推荐的优点：它充满力量、新颖、多样、刺激、富有同情心，并且具有敏锐的直觉。然而，它的缺点是愚蠢而轻浮（feather-brained）。它胡乱抛出主张仅仅因为它希望这些主张是真实的。如果出现了错误，它也从不修正这些主张，更不修正自己。^[62]

从技术上来说，如果知识税没有被废除，则报刊业投资使用新型印刷机、铅版、卷筒纸、自动铸造排字机就会受到阻碍。没有了对广告的限制以及印花税，报刊在技术上的投资成本很快会被扩大了的发行量所带来的利润冲抵，这样就会使单张报纸成本降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刺激报刊发行量。事实上，很多报纸的价格低于成本价，中间的差额连同报刊的利润均由广告的销售来弥补。小一些的报刊广告收入占报纸收入的一半，大一些的报刊则超过一半。有研究者发现，报纸发行量越大越有影响，广告收入占有的比例就会越高，因为广告主是根据报刊的发行量来推测广告的投放效果的，这样就增加了报刊扩大发行的压力，而这是一项耗费资金的活动^[63]。这样，创办一份报纸的投资越来越高，报刊业就不再是传统的小规模经营的产业，而成为了大规模整体性面向市场生产的一种产业。

除此之外，此时的报刊市场已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广告收益，报刊所持的政治立场是影响广告投放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因为，报刊发表政治观点和言论本身就是一种“区隔”，它会影响甚至决定受众对报纸的态度，进而影响报纸的销售。柯伦援引一份1856年的广告手册来说明广告主对报刊政治立场的重视程度。这份广告手册详细说明了大部分伦敦和地方报纸的政治立场，用以作为广告主们的“辅助工具”，帮助他们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64]。这表明，在维多利亚时期，政治因素对广告客户的决策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广告主已经充分认识到，报纸社论主题引发争议就会带来商业广告的流失，这样，广告主们至少是部分地掌握着报刊经营的特权，而离开他们的广告投入，报刊则很难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为维持这个已经很大程度上专业化和资本化的职业，报刊追求的是普遍认同的政治立场，并进一步拉开与党派政治的距离。政治新闻报道更加中立，并且力图包含各种各样多元的报道，减少全景式的重要政治事物分析，而这些则恰恰是«泰晤士报»和激进主义报业一直努力尝试的新闻业。自此后，英国的报刊业开始了一种过渡与转变，从一个曾积极参与并调节政治治理、促动社会变革的机构转变成为一个更多的受读者需求驱动的流程。这样的转变以大众化报刊占据报业市场为标志，这种以大众化报刊为代表的新式新闻业对教育民众、为公共讨论提供信息、批评公共政策制定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它更多关注的是包装新闻、提供娱乐和消遣。此时的报业市场，占主流的已不再是«泰晤士报»等严肃大报们，而是以新式新闻为特征的大众化报业。朱莉安·舒尔茨（Julianne Schultz）评价说：“报刊卓越的政治功能——‘第四等级’的报刊观念被销蚀掉了。”^[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