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反对知识税的呼声中不乏自由主义者的身影。1840年，自由贸易原则在英国得到普遍的认可。自由贸易或自由放任主义所代表的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方面的一整套基本原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分别于1848年和185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论自由»中将国家与社会分隔开来，这样的做法基于一个基本信念：个人能够并且应该独立特行地认识，他们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个人主义、自尊、自立、组织各种自愿捐助和合作的社会团体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主导原则^[42]。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英国废除了谷物法，继而大批的人们开始反对知识税。

人们相信，和谷物法一样，知识税使人们获取“心灵食粮”的代价被人为地提高。“个人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训练，对于一个自由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知识的可获得性以及评价知识和信息的自由。”^[43]1855年和1861年两次取消知识税的举措，集中地体现了备受重视的自由主义原则。作为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认识到印花税使报刊价格被人为抬高，他指出：“只要知识税存在，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就不可能阅读到日报。那些不及商人和批发商富裕的阶层怎么可能每天花5便士去购买报纸呢？很明显，这个价钱大大超过了技工和店主的承受能力。”他还宣称：“统治阶层会抵制取消印花税，不是由于担心国家财政赋税减低，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印花税是寡头政治的服务工具，并且为那些在竞争中已占据优势地位的参与者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44]

事实上，«泰晤士报»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1850年代，«泰晤士报»已经接近垄断。«利物浦日报»（Liverpool Journal）宣称：报刊售价高的结果就是垄断的产生，每个城市中会有一份报刊占有垄断地位，就像«泰晤士报»在伦敦的垄断一样。«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有更加准确的解释：广告税对任何发行量最大的报刊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帮助，广告商总是将广告投放到拥有最大发行量的报刊上，而每个人通常只读一份报纸上的广告，大部分人选择«泰晤士报»，因为它的广告最多最全，而广告商也会出于同样的原因将广告投放到这份报刊上^[45]。如此循环下去必定形成这份报刊的垄断。这样的垄断不但不利于新的报刊进入市场，同时也使各工商资产阶级聚集的其他大城市很难创办自己的报刊。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波及了报业。新的印刷技术使报刊每小时的印数大增，铁路运输的发明使报刊的发行更加便利。此外，缴纳印花税和广告税激发出像华特第二那样的伦敦报业主单独占领市场的雄心。根据政府的规定，缴纳知识税的报刊均可享受免费邮递，这就使像«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在与地方报刊的竞争中处于优势。缴纳印花税后的伦敦大报免费运往各省与地方报刊竞争，铁路又为报刊的运输提供了实际的支持。这样，伦敦大报在早晨10点就能运达伯明翰，11点就能抵达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与地方报业展开竞争^[46]。这无疑使地方报业主的经济利益受损。与此同时，电报的发明为地方报业提供了获取新闻信息的便利手段，使办报成为可能，很快地方上就有晚报出现，为了让那些干扰他们生意的伦敦报纸不再享受政府的免费邮寄，保护地方报业主的经济利益，废除印花税势在必行。

地方报业主在废除知识税的过程中，共同指责«泰晤士报»所形成的垄断。科布登认为，长远地看，报业垄断对公共舆论表达不利。“如果说这种垄断形成了，那么它对后来进入市场的人肯定不利，并且，这种垄断很有可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47]并非科布登一人反对«泰晤士报»的垄断，莫布雷·莫里斯（Mowbray Morris）也有着同样的顾虑，当科布登问他：是否认为一般大众应当获得廉价的报刊时，他回答说，“我不关心也不看好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洞察力和智慧”；但当被问及报刊生产被限制在拥有大量资产的少数人手中或政党手中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时，他表示对此非常担忧和关注^[48]。

除了商业上的考虑，还有政治上的考虑。1854年«泰晤士报»迎来了它事业的巅峰。战地记者拉塞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报道揭露了英国军方管理混乱、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引起了英国政坛动荡，一场倒阁运动就此展开。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英国军队状况和提供给养的政府各个部门，最终导致阿伯丁政府下台。«泰晤士报»拥有的强大的政治影响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引起了政界人士的不满与恐慌。(www.daowen.com)

废除知识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泰晤士报»的报复^[49]。知识税的废除使«泰晤士报»不再享有邮政局的优惠，同时带来了英国报业结构的重新洗牌和重组。大城市和地方有大量的报刊创办，尤其是地方日报和星期日报惊人地发展壮大，致使«泰晤士报»的权威受到挑战。1855年10月27日这一期的«每日电讯信使报»表明态度：

迄今为止，批评我们强大的报刊同业所采用的语调并非本报的风格。曾经有一段时间，«每日电讯信使报»这样做会显得冒昧放肆；但现在，我们的发行量已经证明了，本报在国家事务中所享有的重要地位，我们不能再允许«泰晤士报»代表国民整体发声。«泰晤士报»仍然占据伦敦早报发行量的首位，«每日电讯信使报»仅次于它，这是人民赋予本报令人骄傲的地位，我们的声音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泰晤士报»没有权利猜测英国与美国处在分裂的前夜，它同样没有权利说它能够代表英国人民，英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情感需要被谨慎对待，小心谈及。^[50]

1856年3月17日，科布登与布赖特（Bright）创办了«星早报»（Morning Star）与«星晚报»（Evening Star），他们指出：«泰晤士报»是垄断报刊的重要成员。而星报才是真正的自由报刊，它们代表人民，而非党派。«星早报»指出：伦敦大报内容无趣且价格高。廉价报刊的出现不但在内容上战胜了«泰晤士报»，并且在销量上也遥遥领先。人们已经通过他们的购买行为说明了，他们真正喜欢阅读的是廉价报刊^[51]。廉价报刊创造的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880年代，它们将英国报业导向完全市场化与商业化运营模式，以政治诉求为主的激进主义报业和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严肃大报则在这种商业化冲击下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虽然«泰晤士报»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化报纸相比了”^[52]。根据艾伦·李（Alan Lee）的研究，到1890年代，随着知识税的废除，地方报业已经与伦敦大报打成平手，“地方报业依赖伦敦大报获取国际新闻，而伦敦大报依靠地方报纸获取公众舆论的态度与观点”^[53]。

知识税的废除，也使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业与激进主义报业和大众化报业一同进入市场，以同样的售价参与竞争。原来激进主义报业的低收入读者层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面向工人阶层的新一代大众化报业。至此，激进主义报业无论是从其自身内容、经营方式还是从其读者群来说，已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54]。而«泰晤士报»在这样的冲击下，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1830年代以来知识税的减少直至最终取消使资本的利益与新闻的利益最终结合在了一起。«泰晤士报史»第二卷直言不讳地写到：废除知识税既非经济原因，也非出于教育民众的考量，它仅仅是一个政治考量，其动机无非是要遏制«泰晤士报»的影响。”^[55]

从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与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不同的是，在废除知识税的讨论中，报刊更多被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启蒙民众的工具。对中产阶级来说，自由而不受税收限制的报业是比政府高压手段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这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允许人民阅读的问题，而是关于他们应该读什么的问题了。”^[56]与此同时，«泰晤士报»丧失了因缴纳知识税带来的免费邮寄的便利，政府意图通过为人民提供廉价的知识来削弱甚至消除它强大的影响力，这一切通过大众化报刊所倡导的新式新闻业以及报刊的全面商业化运作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