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激进主义报刊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公共论坛，在激进主义报刊上，工人们以一种新的、更为激进的方式看待社会，并探讨改革的方式。柯伦评价指出，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工人们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他们将阶级压迫不仅仅视为政治的过程，而且是经济的过程。这些受到激进主义运动影响的工人们声称，工人阶级应该位于社会的顶层，而非底层，或者说，社会根本不应有什么底层和顶层之分^[26]。这样的激进思想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

诉诸法律手段是政府所采用的控制手段之一，其最经常的方式是有关诽谤罪的诉讼。然而，即便是罪名成立，其效果往往事与愿违。凯文·威廉斯（Kevin Williams）带我们回忆了1831年11月12日«贫民导报»记录的一起由贩卖激进报纸引起的法庭审讯与辩论：

被告：先生，我已经失业有一段时间了，目前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家人都在挨饿；我向工头申请了救济金，但被拒绝了，我乐意卖任何能够用来谋生的东西。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我那些亲爱的同胞，让他们了解他们是怎样在议会中被错误地代表，同时也向他们展示他们可以怎样正确地被代表，因为我认为让人民去遵从他们没有参与制定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每个人都享有批准、授权和认可需要人们去遵从的法律的权利，并且我想要人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被欺骗的。

法官：你为什么叫卖没有印花税的非法报刊？

被告：因为，就它们是否应该缴付印花税这件事，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也不必遵守没有经我同意与许可的法令的约束。

法官：不要讲了。

被告：不，我要讲！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读到这些报纸。（指着面前的激进报刊）

法官：你非常无理傲慢，判你在西北部柴郡卡纳斯福德感化院（Knutsford House of Correction）服苦役3个月。

被告：我没什么要感谢你的，无论什么时候我出来，我还会去卖这些报纸。我还得提醒你，我第一个要去叫卖的地方就是你家门口。

法官：退下！

被告：不！我不会听你的命令退下！^[27]

类似这样的法庭辩论，是激进劳工报业进行宣传的最好的舞台。1832年一位首席大法官恍然大悟，他说：一个诽谤者最渴望的不是别的，而是把在正义法庭上的公审作为极有价值的宣传广告。鉴于此，政府有意识地降低诽谤罪诉讼数量，具体数据如下：1817—1824年共有167件煽动与亵渎的诽谤诉讼，到了1825—183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6件^[28]。由此可见，法律诉讼手段已无法作为有效控制手段来进行报业管控，当法律与经济制裁均宣告无效时，废除知识税势必作为一个备选方案被提上议事日程，接下来就是关于其到底能够发挥多少控制效力的问题了。(www.daowen.com)

1830年代，知识税的废除被提上议事日程，同时也为废除谷物法和议会选举权改革开辟了道路^[29]。为了生存，19世纪30年代激进主义报业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逃税，这就使提高知识税不再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正如1836年6月20日，财政大臣在下议院的报告中所说：

政府诉诸现行法律许可的所有可能的方式来阻止无印花税报纸的出版。王室授权的法官同时也承认，要达到消灭那些无印花税的报纸的目的，现行的所有法律都是无能为力的。^[30]

与此同时，那些合法缴税的报纸也开始反对知识税的征收，他们声称，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打击逃税报纸的话，他们也会集体拒绝缴税^[31]。在种种压力下，政府开始寻求其他应对措施。19世纪30年代，废除知识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围绕是否应废除知识税，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持不同态度。

保守派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知识税，加强法律制裁，打击逃税报纸。因为，知识税的实施可以提高出版成本，使报业这一敏感行业的创办权仅限于那些拥有私人财产并且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手中；他们还相信收缴知识税可以迫使报纸涨价，使读报这一活动也限制在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读者层中。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津贴的方式，扶持顺从政府政策的报纸，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样做的结果最终会导致依赖于低收入工人阶层的激进报纸失去读者，无法维持经营而最终破产关闭。由此可见，知识税的实施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派则认为那些包含邪恶内容、售价只有其竞争对手一半甚或更低的激进主义报业正是得益于逃避知识税才得以生存，废除知识税会使那些遵纪守法的报业主们降低报纸售价，有效参与竞争，同时也会支持一批资金拥有者投资报业，从而扩大报业市场，吸引比较温和公正的朋友，为英国人民提供“廉价有益”的知识，使人民受到正确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境下，英国著名小说家布尔沃-里顿勋爵提出：“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是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更好的政治工具。”^[32]另一位国会议员格罗特（Grote）也声称，印花税事实上限制了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值得尊重的报纸为工人们提供恰当的指导与正确的信息^[33]。

直接针对激进主义报业，主张废除知识税的言辞更加直白。1832年废除印花税运动组织秘书弗朗西斯·柏雷斯（Francis Place）游说道：如果几年前就废除知识税的话，“英格兰或苏格兰将不会有任何工会组织的存在”。另一位议员瑞布克（Roebuck）在下院发表演说指出：如果早点废除印花税，托普德地区的农民们也许就不至于愚蠢到加入工会了。而上文提及的格罗特议员则相信，劳工阶层普遍不满是因为缺乏适当的引导和正面的宣传^[34]。财政大臣斯普林·赖斯（Spring Rice）在下议院发言中指出：为了强制实施这个已经濒临崩溃的政策体系，有必要采取战略性的让步，与此同时，还要增大强制性的力量。他直言不讳道：这些新的举措旨在“保护资本家”和“把无印花税的报纸镇压下去”^[35]。这就是詹姆斯·柯伦所称的“改革的丑恶一面”。“对于大多数支持或反对报刊税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更好地将报业打造成为社会管制的工具，使其能够发挥最好的作用。”取消知识税有利于新报刊的出版，这样会促进合理的社会准则的传播，增加人们接触合理社会规则的机会，这无疑能够消除无知并促进公共秩序的建立。反对派人士指出，与政府的强制手段相比，报刊会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与监狱的看守和执行绞刑的刽子手相比，印刷机和活字更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和平与光荣^[36]。

根据展江的考察，“知识税”的提法最早见诸约翰·亨特（John Hunt）和利·亨特出版的«审查者»（The Examiner），该报缴纳印花税，但总是在头版上称之为“tax on knowledge”。后来，印花税、纸张税和广告税就合称为“taxes on knowledge”^[37]。事实上，将“报刊税”称为“知识税”，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方式与政治设计，对“知识”征收赋税，这本身在道义上就是行不通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讽刺性的说法^[38]。在这样综合的考量中，国会采取了渐进措施，于1833年降低广告税，1836年将印花税与纸张税降至1便士，也就是从这时起，激进主义报业所具备的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就开始逐渐丧失。1853年、1855年和1861年，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先后被全部废除。

针对报业市场的变化，激进主义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例如，开始刊登广告，扩大报道内容，但这一切均未能改变其走向消亡的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其狭窄的政治议题与缺乏购买能力的读者层使他们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广告。面对竞争的压力，一部分激进主义报纸开始尝试模仿廉价报纸，扩大报道内容，这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激进主义的锋芒，滑向了大众化报业的轨道。柯伦分析说：

在知识税被废除后，激进派报纸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它的失败不能简单归因于民意的变化和国民宪章运动的失败。“时代精神”或“消费者至上”的解释，虽然经常被引用，但也并不能解释报业这一整体，为什么比民意更加倾向于转向右派；此外，这个理论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后来激进主义运动的复苏，却没能给激进新闻事业带来强力复苏。^[39]

由此可见，在国会中进行的自由报业运动，从来都不是建立在现代自由主义中对意见表达多元化的理解之上。废除知识税过程中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初衷。自由主义倡导者们希望通过废除知识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地方报业主们则希望通过废除知识税来改变报业现状，削弱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伦敦报业控制全国报业的局面，参与报刊经营获取利润；政府则想通过取消人为的赋税，使所有报刊在同一价格和生产成本上进行竞争，排挤激进主义报业，削弱«泰晤士报»的影响^[40]。柯伦进一步分析指出，激进主义报业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税废除带来的“报纸产业的结构性变化”^[41]。知识税的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报业结构，并使彪炳承载“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报业典范«泰晤士报»与伦敦其他报纸受到严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