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主流的报业史书写是以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以主流的商业大报为研究对象。在这种书写框架下，1861年知识税的全面废除被描述成为英国报业争取新闻自由的里程碑，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是：报刊税的废除使报刊数目大幅增长，并最终使报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在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更好地承担了“第四等级”的角色^[3]。

在此视野下的报业史也被描述成为报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与政府之间长期抗争的历史。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认为：17到18世纪，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当时私人化、贵族化的政治注入了理性的光辉；在1695年，国会废除了压制出版业的出版法案，报业的发展也随之活跃起来，报纸的数量激增，发行量上涨，并扩大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发行量的扩大和对公共事务报道篇幅的增长相应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横向的，除伦敦外，很多边远省份民众被囊括进来；纵向的，底层民众通过阅读报纸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而1771年，政府允许报纸报道国会事务之后，报业本身就成为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政府被描述为在报业力量的影响下日趋开放与值得信赖^[4]。简言之，报业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报业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于19世纪中叶获得了自由。

废除知识税被认为是报刊业争取自由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得到了中国新闻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他们的著述也大多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报业史的相关著述来支持这一观点，如由张隆栋和傅显明编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就废除知识税的相关阐述，就引用了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哈罗德·赫德所著的«英国新闻业史»一书中布尔沃·里顿勋爵（Lord Bulwer-Lytton）倡导废除报刊税的言论。里顿说：“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5]同样，在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所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知识税的废除，使英国报业卸下了承负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重的经济包袱而活力倍增。其结果是催生了多种廉价报纸，英国报刊由此进入了‘降价时期’。”^[6]虽然这种简化历史的认识受到相关学者的质疑^[7]，但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主流。(www.daowen.com)

然而，这种对新闻史，特别是对报刊史书写的简单化模式^[8]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介史研究者的批判。宙德·雷蒙德（Joad Raymond）在其所著的«报纸的发明»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对报业发展的线性描述所包含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即“新闻信息获取量的不断增长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是政治自由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由于报业的推动，旧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不断向现代民主制发展……事实上，报业的发展应该是‘之’字型路线”^[9]。英国媒介史学家阿萨·布瑞格斯（Asa Briggs）和历史学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也认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表述是新闻媒介史书写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之一。他们在合著的«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因特网»一书中声明：“媒介史的发展应该是曲折前进的”^[10]，“媒介史的书写应力图避免这两种危险，即简单断言新闻媒介的发展使社会趋向于不断进步或是使社会趋于越来越腐化堕落”^[11]。而前者，即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对报业发展的描述，则完全忽视了知识税的废除对激进主义报业和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严肃大报带来的冲击。

事实上，以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书写的报业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1853—1861年知识税的废除所引发的英国报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英国激进主义报业形成了致命的打击，并且动摇了«泰晤士报»作为第四等级报刊业典范的地位。近年来，以詹姆斯·柯伦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媒介史学家开始对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框架下废除知识税的解读提出质疑。他在颇负盛名的著述«不负责任的权利：英国报业、广电与新媒体»中指出：传统报业史书写突出主流商业大报，忽略激进主义报业的发展，“只有在这种选择性的视野下，传统的关于报业自由发展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12]。换言之，如果将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纳入整个英国新闻史的研究视野，传统自由主义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将面临挑战。以下，笔者将激进主义报业纳入研究视野，尝试重新审视知识税废除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