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41年德兰接管«泰晤士报»时，它的发行量达到28 000份，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德兰很多年以来一直是«泰晤士报»的财务经理，担任«泰晤士报»主编那一年他才23岁，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兴奋地冲进好友约翰·布莱克伍德（John Blackwood）的房间喊道：“约翰，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当上了«泰晤士报»的主编！”在德兰的管理下，这份报纸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报纸的发行量稳步增长。

德兰与巴恩斯的风格有很大不同。1841年至1877年，德兰为«泰晤士报»贡献了更多的精力。当帕玛斯顿（Palmerston）为他在政府行政部门安排高职时，他对华特第三说：“我的一生都与这份报纸息息相关……我必须为它工作，否则不从事任何工作。”从来没有哪个报刊编辑能够像德兰那样得到两任首相的信任，他将«泰晤士报»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看待，完全置于他的掌控之中，还雇佣了一个助手专门为他阅读“致编辑的信”并归类和整理，而原来这些每天要花掉德兰三小时的时间。他是看到伦敦日出最多的人^[203]。

1851年，«泰晤士报»抨击了法国拿破仑亲王。一怒之下，拿破仑要求他的驻伦敦大使要么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处罚«泰晤士报»，要么通过贿赂收买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报纸。他的驻英大使努力向他解释，英国与他所生活的法国并不一样。

有人曾告诉过您，亲王殿下，«泰晤士报»和«晨纪事报»的敌意是被金钱补贴所激发出来的。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请相信我，在遮掩重大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敢发言的……尽管不像法国，英国政界人士也因为报纸的批评而焦头烂额，他们企图收买一份和«泰晤士报»同样销路广大的机关报，但从未如愿以偿……^[204]

到1854年，«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55 000份，与其最接近的是«晨广告报»（Morning Advertiser）（发行量6 600份）和«晨邮报»（发行量3 000份）。之所以达到如此大的发行量是因为«泰晤士报»开创了英国新闻业新的传统——战地记者报道。«泰晤士报»和其伟大的记者威廉·拉塞尔（William Russell）与克里米亚战争相关报道紧密联系。

拉塞尔开始并没有得到军方的支持，他把自己的帐篷搭在军队营地旁边，克服一次次的困难甚至生命威胁进行报道。1854年4月8日，他就写信给德兰：“军队的管理声名狼藉，伤员连睡的床都没有。”这样的通信很快就发展成为对战时混乱管理的全面报道。«泰晤士报»将拉塞尔的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以示对他的支持和对政府军方管理的批判和不满。德兰自己也身赴前线考察，该报还为那些在战争中受伤和生病的士兵设立了一个基金，由南丁格尔管理。1854年4月13日，拉塞尔在加里波利写到：“我不得不报道的最糟糕的事是，伤员一直得不到照顾。由于战地医院得不到给养，许多人正经受着在马耳他染上的疾病的折磨。他们被迫待在寒冷的营地，身下只垫着一条毯子”。在充满谎言的战场上，拉塞尔坚持向国内民众汇报最真实的战况。他的报道引起了英国国内的政坛风暴。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英军的状况和提供给养的政府各部门。在«泰晤士报»的责骂声中，阿伯丁勋爵的政府下台了，新任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对拉塞尔说：“是你推翻了政府。”^[205]

克里米亚战争在新闻业的发展史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真正地体现了报刊的政治权力。«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迫使英国政府垮台；导致设立战时国务秘书一职；促使南丁格尔赴前线进行医疗救助。拉塞尔由此被称为战地记者之父。在此过程中，记者到达报道现场，记录发生的一切，而这些都是调查性新闻的基本前提。

除了在1852年2月6日和7日对“第四等级”报刊观念所作的说明外，在1858年12月6日的社论中，«泰晤士报»又发表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看法：(www.daowen.com)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每一个英国人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呼吸的空气，他无法想象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当你允许这样的自由存在时你又怎样去限制它涉及的话题呢？原则是必须要完全自由地实施它，否则它就形同虚设，不存在中间路线。只能讨论国内新闻，不能报道和讨论国际问题，受到了这样的限禁的报刊会缺乏普世的同情心，这样的同情心对一份报刊维持它的精神非常重要。每份英国报刊都应当对全世界发言，这就是它的力量，它依靠普世性生存，这样的观点带有自觉的力量，强化报刊的语气，支持报刊独立的精神，为报道增添活力，确定观点。^[206]

鉴于这份报纸政治上与经济上享有的绝对优势，以上言论可以被看作是报刊作为“看门狗”和公共利益的保证人之宣言，声称自己实际上是“第四等级”的化身。

至此，也就是在德兰的管理下，记者这个行业完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尊敬，然而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记者都是被当作雇佣文人和蛊惑人心的宣传家，总的来说这个行业还是缺乏威望。威廉·约翰斯顿（William Johnston）在1851年写到：“记者这个行业不具备社会荣誉，从业人员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是记者，除非是非常亲近的好友……社会对记者的整体感觉更多的是害怕和好奇而非尊重和敬重。”^[207]«泰晤士报»在这个时期利用它卓越杰出的影响和地位，声明“第四等级”的报刊观念，为记者，为报刊业整体，特别是为«泰晤士报»确立了身份和地位。

关于“第四等级”的观念，«泰晤士报»报主笔亨利·里夫在1847年与查尔斯·格莱威（Charles Greville）的信件中阐述过。在1852年2月6日与7日的社论中，«泰晤士报»代表自己和整个报业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第四等级”观念的认识。«泰晤士报»认同报刊应当享有制度性角色（institutional role），凭借此，报刊应当作为必不可少的连接公共意见与国家统治机构的桥梁，但同时，也必须具备崇高的道德水平。“记者的职责与历史学家相同——最重要的是发现事实真相，将真相呈现给读者，这些不是那些国家机构和治国之术想要让公众了解的信息，而是记者能够获取的真相。治国之术以隐瞒、回避真相、拉帮结派、为党派利益放弃信仰、寻求自身利益为特点，而报刊首要的职责是获取最新的和最准确的关于事件的消息，通过公开揭露使它们成为国民的共同财产。”^[208]

«泰晤士报»作为“第四等级”的认识一直持续到现代。1975年«泰晤士报»出版了«‹泰晤士报›对法国大革命的报道»，其前言声称：“在英国社会历史中，«泰晤士报»作为一个机构，是与行政部门、教会和国王并驾齐驱，而不是与其他报刊相提并论”，因此，“引用«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有着特殊的分量”^[209]。事实上，它确实是历史学家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专门研究19世纪史的历史学家利用«泰晤士报»作为研究的一手史料。«泰晤士报»合订版和微缩胶卷保存完好，它的报道很长一段时间被史学家用来支撑与证实自己的观点。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泰晤士报»放置在历史情境之中。诺曼·加什（Norman Gash）将它称为“公共舆论准确无误的气压计”、“体现中产阶级观念的伟大机构”；珀金（Perkin）将巴恩斯和德兰管理期间（1817—1877年）的«泰晤士报»称为“政府的第四个部门”^[210]。所有的评价都含有以制度性角色去看待这份报刊以及它所具备的独特的权威的意味。

弗朗西斯·威廉斯（Francis Williams）如是评价«泰晤士报»的支配力和影响：“«泰晤士报»享有杰出的、崇高的地位，它的发行量比其他日报发行量加起来还要多出10倍以上，它的报道通常都是独家报道——在广告收入、商业利润和政治影响方面，没有任何一份报刊可以与它相提并论，从来没有。”^[211]«泰晤士报»享有这样的支配力量，它的记者、翻译、信使构成的网络，它强大的影响和作用，它的发行量，它的品质，这一切使它在19世纪中期可以彪炳自己已经占据了中产阶级公共舆论的绝对的主导地位，并界定了报刊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的政治地位。“«泰晤士报»是一份日报，它将英国民族作为科学研究，已经完全掌握她的特性、她全部的偏见，了解她的愚蠢和毛病、她的优点和缺点。如果英格兰想要知道自己的心脏是怎样跳动的，那就必须去请教«泰晤士报»。”“这就是«泰晤士报»——这个伟大的发动机引擎，她从不休息，她的代表遍布世界各地，她的信使奔波在每条大道上，她的职员与军队一起行进，她的使节步入政府官员的办公室。他们无处不在。”^[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