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人才革新方面，华特第二也不乏创新与胆识。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任用托马斯·巴恩斯。在巴恩斯之前，华特曾先后任命约翰·斯托达特与皮特·弗雷泽等人为«泰晤士报»的编辑，相对而言都不是很成功。1817年，华特第二任用托马斯·巴恩斯为«泰晤士报»主编直至1841年。

托马斯·巴恩斯1785年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曾经为«审查者»（Examiner）与«反思者»（Reflector）等报刊撰写文学、戏剧和政治批判文章。因为模仿«朱尼斯信件»，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系列文章而引起注意，华特第二找到了他。1809年，华特聘请巴恩斯做«泰晤士报»国会报道专栏记者，1817年任命他为主笔。对华特第二来说，任用巴恩斯实在是一个大胆之举，因为巴恩斯从思想情感上倾向自由主义，这样的倾向不利于报刊赢得托利派的支持。但华特第二从未后悔过他的这个决策。在担任主编之后，巴恩斯立即证明了他是一个无党派偏见、愤恨不公的爱国主义人士。“巴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与公正的人，他那我行我素的习性永远也不会让位于他那崇高的原则，‘为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利益服务’是巴恩斯领导下的«泰晤士报»的经营目标。”“华特成功地为不受干扰的出版新闻斗争，巴恩斯进一步为评论自由而斗争，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负责任的、独立的编辑。”^[190]

巴恩斯不但认识到中产阶级的购买能力，并且意识到他们强烈的政治愿望，他的办报理念是让报纸反映、表达大多数的公众舆论。像一个世纪之后的民意测验一样，巴恩斯从«泰晤士报»派驻各地的记者处获悉各地民情，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他清晰地将它们在报刊上表达出来。除此之外，他还支持各地记者发表个人观点，这样«泰晤士报»就不仅仅是一份代表民众而且也是一份表达个人观点的报纸了。因此，这份报纸不仅为中产阶级提供信息，还寻求在他们中间培养一种共同的意识和信念，将他们的关键利益在报刊中体现出来。在巴恩斯的管理下，«泰晤士报»成为代表中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它支持议会改革但反对暴力革命，尽管报纸经常与当局发生冲突，但在这些冲突中，巴恩斯确保自己的观点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191]。正如哈得逊的评价：“精力充沛，说话坦率，富有学识，在某种程度上严苛挑剔，巴恩斯占据了19世纪英国报坛的重要位置，以至于书写19世纪上半期英国报刊史不得不以«泰晤士报»为重心。”^[192]

1819年发生了一次«泰晤士报»与政府的冲突。1818—1819年，在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地爆发了工人、市民和工业资本家们共同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游行群众向国会请愿，要求改革议员选举制度，扩大普选范围，取消«谷物法»和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城的圣彼得广场，发生了政府骑兵队镇压游行群众的流血大惨案——“彼得卢大屠杀”。«泰晤士报»派驻地记者约翰·泰亚斯（John Tyas）生动地报道了圣彼得广场大屠杀的详情。报纸在社论中强烈谴责政府“以武力镇压民众因疾苦而爆发出的每一种舆论抗议，虽然这些言论有时是不恰当的”。在政府威胁要限制«泰晤士报»时，该报坚定地回答说：“问题是，如果新闻自由被破坏或者实际的新闻自由受到明显的限制，我们可能不能用偶尔的动乱和冲突来换取专制主义的平静和死亡的到来。”^[193]

19世纪20年代，华特第二的敏锐的商业意识与确立«泰晤士报»独立地位的信念，由巴恩斯超越常人的聪慧和洞察力付诸实施。他们不但为新闻业带来了公众的认可，而且将«泰晤士报»的权力置于最高的地位，«泰晤士报»脱颖而出，成为伦敦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占据了英国报坛显赫的地位。印刷广场上聚集了这个国家一流的作家，当他们为«泰晤士报»撰稿时，他们的声音成了这份报纸的声音，他们的才华与智慧使«泰晤士报»名声大振，赢得了“雷神（the Thunderer）”的称号，引起了大臣、议员们极大的愤慨和竞争者们极大的关注。到1830年代，«泰晤士报»宣布“不再接受政府提供消息，因为这样的做法与报刊的荣耀与独立精神不符”^[194]。拥有最强大的广告收入，«泰晤士报»能够供养世界上最大的新闻队伍，可以将政府代言人撇在一边。(www.daowen.com)

在1830—1832年的选举法改革过程中，«泰晤士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前内务部长、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195]在议会下院中给予«泰晤士报»高度的评价，将其称为“议会改革首要的、伟大的、强大的倡导者”。中产阶级在政治改革中的成功使«泰晤士报»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扩大，而该报倡导议会改革使其每年的发行量增加了100万份，这又进一步表明«泰晤士报»是秉承自己的报刊理念、不受政府影响进行新闻报道的，力图使该报的观点适应作为报刊读者、广告客户、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的中产阶级的购买力需求^[196]。

克兰菲尔德（Cranfield）在其«报刊与社会»一书中描述1830年代的«泰晤士报»是“卓越而非同寻常，它可以制造或毁灭政府”。他引用林德赫斯特勋爵（Lord Lyndhurst）1834年对这份报纸的评价：“«泰晤士报»的编辑是这个国家中最具权力与影响的人。”报刊此时已经将自己看作立法机构终身委员会了^[197]。1870年，白芝浩（Bagehot）明确地指出：“40年前，伦敦社交界的政治重要性非常强大——事实上强大到否决政府政策的地步。一个有限阶层的观念，存在于相当有限的区域内，使内阁恐慌，影响下院，当然，尽管很慢，但影响整个国家……反映他们观点的报刊表现出一种全面自由讨论的品质。表明这个阶层舆论的最强大的机构就是«泰晤士报»。”^[198]理查德·卡伯顿（Richard Cobdon）在下议院讲话中指出：“这份报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共舆论机器。无论是造福还是作恶，它是最强大的由人类创造的发挥作用的发动机引擎。”^[199]

克拉克（Clarke）分析说，1838年的«泰晤士报»与1798年的«泰晤士报»区别非常明显。1798年的«泰晤士报»是一份四页小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但它简练、易读，简言之，它是一份印刷商的报纸，视觉感好但欠缺新闻内容。1838年的«泰晤士报»是一份记者的报纸，新闻内容丰富但易读性欠缺。«泰晤士报»与它的竞争者渴望成为时代的记录者，特别是在议会开会期间，与其所报道内容的质量与数量相比，报纸的外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200]。«泰晤士报»前撰稿人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总结了巴恩斯时期«泰晤士报»的风格：“世界上最大的临时观点发动机。它是英国大都市的见证者、股票市场的代言人、预言家和回应商人们的宣传机器。它不会站在衰落的事业一边，不为向上的事业去斗争，不倡导伟大的原则。它站在强大的一面使自己更加强大。”^[201]直至19世纪中期，«泰晤士报»一直都保有这样的地位，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全国性机构，它带领英国报业从18世纪“可用来交换的公共物品”成为19世纪典型机制的公共舆论机构。它展示了报刊可以成为政治权力的一支，政府中的政府^[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