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史»第一卷记录了18世纪三种公开操纵报刊政治态度的方法，它们同时也是报刊获取资金支持的三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政府派报刊直接从财政部获得拨款，或者，政府部门也会以刊登新闻或投放广告的形式为它们提供间接的经济资助；第二种，支持反对派，可直接从反对派党务资金中得到现金拨款；第三种，支持某位政治家个人则会从他本人或他的好友处获得津贴。以上是直接获取津贴的方式，还有通过经济控制间接施加影响的方式，如是否允许与海军陆军给养部签订广告合约，或是否允许刊登皇家剧院演出信息等^[173]。

由此可见，报刊经济上的独立仍相当困难，除津贴之外，政府还对每份报纸抽取印花税、纸张税和广告税。仅印花税一项，每出版一份报纸需纳税2便士，一年的支出就高达5 000镑之多。再加上报刊被加以政治钳制，如叛逆罪、煽动诽谤罪等罪名，很多报刊沦为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人们并不隐讳以上的种种行径，无论是报刊从业者们还是贿赂报刊的那些机构和个人，都将此看作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报业在人们的眼中被认为是一个受雇行业（hireling trade）。华特第一经营下的«泰晤士报»就是这样的一份报纸。

皮特首相的秘密记账簿里记下了当时文人记者和报刊接受贿赂的一些细节^[174]：

由以上账目可以看到，«泰晤士报»与其他伦敦大报一样，自1789年1月开始，每年从政府接受300镑津贴，被称为“封口费（hush money）”^[175]。«泰晤士报史»第一卷忠实地记录下了这段历史：“若干年来，«泰晤士报»一直接受财政部每年300镑的津贴，作为对其与政府政治决策保持一致的酬劳。‘一年300镑的酬金，’华特第一说，‘对一份新发行的报纸而言是相当可观了。’”^[176]既然收了钱，那么刊登那些被要求刊登的内容就再正常不过了，这些钱是专门用来消解«泰晤士报»上那些与政府政策相抵触的报道内容，因此被称作否认与压制费（contradiction and suppression fees），这笔钱甚至以工资的形式作为报酬用来支持政府政策。1792年，华特第一因诽谤罪入狱被释放后，接受了政府的250镑赔偿作为慰问，收据附在内阁账目后。(www.daowen.com)

除了每年接受政府300镑的津贴外，华特第一还与海关部门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作为报答，«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地抨击国内劳工报刊曾宣扬的激进思想并支持法国专制王权，攻击大革命。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因为华特第一只是和他同时期所有的报人一样，做着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做的事情而已^[177]。

然而，300镑的年金不能满足华特第一赚钱的欲望，他骨子里是个商人。就当时的形式来看，英国国内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工业革命的进程已经开始，各个城市中工厂手工业发达，如呢绒制造、帆布制造、金属制造、皮革、食品加工、日用品制造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深入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此时的伦敦已超过巴黎，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作为商业和贸易中心的特征也非常突出，它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和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178]。随着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资产阶级在城市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逐步确立，城市领导权进入中产阶级力量兴起和确立阶段。国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加剧，议会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人们需要获取大量政治与商业信息，社会上聚集的大量财富为办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军事冒险行动的出现，华特第一意识到，一份报刊要想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就必须以向读者提供翔实准确的信息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于是，他建立了自己的信息通信网络，组织自己驻各国的国际新闻中心的信使和翻译队伍。华特的努力很快收到成效，1789年，«泰晤士报»第一个向英国国内报道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路易十六走上断头台”的消息，因此销量大增。凭借及时准确的国际新闻报道，«泰晤士报»击败了同期的报纸，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到18世纪末，日发行量最高达到4 800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迫切希望了解事态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179]。1793年11月27日，«泰晤士报»宣称其发行量达到每天4 000份，从未有一份日报超过这个日销售量^[180]。但即便如此，直到1803年华特第二接管该报时，«泰晤士报»的影响还不及«晨记录报»与«晨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