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和人民的联系，它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团体：上院的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下院的埃德蒙·柏克，报刊上的“朱尼斯”和一群被威尔克斯事件煽动起来的伦敦和各地方的民众^[151]。议会虽然在执政党手中，但相当一部分人渴望与政府支持者们竞争，他们得到了伦敦市民的支持，这些人刚刚受到威尔克斯选举事件的刺激，对因此引起的圣·乔治广场大屠杀（Massacre of St George's Fields）^[152]极为愤怒，他们藐视政府权威，极力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

伦敦出版界联合起来反抗议会专断权力，他们已做好与议会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准备，也不愿再伪装遵从议会的种种限制。因而，此时伦敦各大反对派报刊上关于国会新闻的报道更加频繁迅速，更加详细，更加无视禁令。这些行为得到了印刷商在议会中的代表和伦敦市民的支持。1771年2月5日，下院再次重申不允许报道国会新闻，报刊无视禁令，甚至将议会的这次压制行动也报道出来。^[153]

报刊对威尔克斯事件以及对国会新闻的报道不但挑战了议会的权威，也挑战了特权阶层对政治的操控，议会认为传统的特权和权威均受到了来自报刊的威胁。议员乔治·翁斯洛主张维护议会特权，起诉那些刊登议会新闻，特别是批评报道的印刷商。«梅德萨克斯郡报»发行人约翰·惠布尔（John Wheble）与«公报»发行人R.汤普森（R.Thompson）两人被传唤。出版界与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们共同商议对策，同时，伦敦市长布拉斯·克罗斯比（Brass Crosby）、市议员理查德·奥利弗（Richard Oliver）与已经担任高级市政官的威尔克斯共同设计对策。大家一致决定忽视议会传唤，拒绝出庭。议会敦促乔治三世颁布声明逮捕两人，并承诺告发人可得赏金50镑，与此同时其他六人也被传讯^[154]。伦敦市民为这些拒绝出席下议院审判的印刷商提供避难所，这就使得压制公共辩论的政治危害更加明显^[155]。因担心对抗政府情绪走向极端，就是否应当将八人捉拿归案的问题在下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伦敦代表们坚决反对政府动议，甚至纷纷退场以示抗议^[156]。

根据威尔克斯的计划，«梅德萨克斯郡报»发行人惠布尔授意自己手下的一名印刷工告发并将自己带至伦敦市治安官处受审，惠布尔要求被无罪释放。鉴于司法的严肃性，市参议员准许了他的请求，但同时以侵犯人身罪与非法监禁罪起诉这名印刷工，并给告发者颁发证书，证明他曾协助抓捕过国王声明中所要逮捕的人，并有资格获得50镑赏金。为确保政府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威尔克斯致信国务大臣，详细地描述了事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并质疑政府声明的合法性。«公报»发行人汤普森也效仿先例，市议员奥利弗将其释放，并为告发人颁发同样的证书。这时，议会信使拘押了«伦敦晚邮报»的发行人，伦敦警官命令信使将囚犯押至市长处，威尔克斯与奥利弗被传唤至市长府邸，他们要求议会信使说明，是依据什么法律在地方官管辖范围内将伦敦市民逮捕。议会守卫官赶来为信使辩护并声称他是根据议会发言人授权令行使权力。“那么这个授权令是否得到伦敦地方官的认可？”市长问，“没有。”“那么，”市长接着说，“这个授权令就是非法的，”他下令释放囚犯，发行人很快杀了个回马枪，状告信使非法拘留^[157]。

消息传到议会引起哗然，议员们愤怒地叫喊议会权威遭到破坏，议会的荣誉与尊严受到威胁，支持政府的人们称如果议会信使因行使议会的命令而被判入狱，对议会而言将是极不光彩之事。三个地方官中的两位，伦敦市长和参议员奥利弗被要求解释他们的行为。3月19日，他们在议会中解释道：“作为一名伦敦官员，有义务按照当初就职时的宣誓行事，即维护伦敦人民的公民权，免除伦敦市民任何法律程序的诉讼，除非是伦敦本市法律。这些公民权是经议会批准的。”^[158]议会一再下令要求威尔克斯出席，遭到威尔克斯拒绝，条件是除非议会恢复他的议员身份。经过激烈的辩论，议会最终决定伦敦市长和议员奥利弗因释放印刷商和关押议会信使应被判有罪，被判入狱10个月。(www.daowen.com)

宣判的那天，伦敦市民涌上街头，他们向议员和内阁大臣投掷泥巴、石块，他们将首相诺斯从马车里赶出，抢下他的帽子，撕成碎片，每片卖6便士，同时砸毁了他的马车。根据«每年记录报»（Annual Register）报道：“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不当的行为，几个绅士被人们以最粗鲁的方式侮辱，几位议会高官差点丢掉了性命。”当两人将被押送至伦敦塔关押时，人们抢了马车，赶着它在伦敦城内游行，若不是市长出面阻止，他们还要解下马匹让狱卒下来牵马^[159]。

至于威尔克斯，议会下院传令他于4月8日出庭受审，4月9日是议会复活节休会期的开始，通过这种方式，议会保全了自己的颜面。在休会期间，下议院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并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细述了议会特权的历史，并提议拘押«伦敦晚邮报»的发行人。埃德蒙·柏克嘲笑说：“这份报告令我想起了老鼠和猫的斗争。老鼠们为了结束猫的威胁投票一致同意应将猫捆绑拘押，但它们却忘记了没有一只老鼠能够去执行这样的决议。”^[160]因此，虽然报告被下院采纳，但却没有拘押发行人，信使也未被起诉，伦敦市长和参议员被释放，人们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伦敦市内鸣枪21响并由50辆马车护送他们回市政厅。所有的这些事件均刊登在伦敦各大报刊上，议会未采取任何措施去限制这些报道，也未废除禁止报道国会新闻的禁令。由于民心所向，议会不再禁止报道议会新闻，但在开会期间做笔记还是不被允许的^[161]。就这样，报刊获得了报道国会新闻的权利，它将国家事务与政府置于民众监督之下，使除了“议会一致赞同”外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寡头政治最终走向终结，报刊开创了民众参与的公共政治的新时期。

自此之后，即在乔治时代晚期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商业化报刊得以稳步发展，18世纪末期，仅伦敦一地就有13家日报和10家一周发行三次的报纸，而在各省约有超过50家的周报^[162]。以国会辩论为中心的公共政治新闻报道是各个报纸的重心。«城市与乡村»在1782年的一期表示：“议会两院的演讲和辩论是如此重要，是我们报刊报道最多的部分，也成为报刊中对读者影响最大的部分。”詹姆斯·派瑞（James Perry）的«晨纪事报»（Morning Chronicle）在议会开会期间会增加报纸的版面，各省报刊均转载伦敦报刊的报道内容。国会报道不但出现在报刊上，有时报刊也加印国会新闻免费赠送给读者。报刊的头版会将各版内容刊登出来以吸引读者注意，国会新闻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报刊的版面编排。«格拉斯特报»（Glocester Journal）在1785年1月24日刊登了一条这样的消息：“鉴于议会会议报道会占去本报较多版面，请需要立即刊登广告的广告主们在周六中午之前将广告内容告知。”^[163]狄金森的研究指出：“大多数较为成功的出版物在政治态度上都是批评政府的。繁荣发展的媒体在鼓励广大民众批判精英统治并激起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164]

理解报刊业争取报道国会新闻的自由不应仅仅局限于报刊自身，它既是作为英国民众，包括出版界，对待报刊态度的一部分；同样也是报刊运作，同时帮助形塑政治与公共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转变不单单来自报刊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所作的努力，它得益于英国政治体制架构的变革。首先，议会本身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地位的变化是首要的原因：下议院更加能够代表民众的意愿，并且感受到自身对选区的责任，特别是对伦敦地区选民的责任。其次，政党政治的发展使各个党派更多地依赖公共舆论为自身的权力合法性寻求支持：激进的辉格党成员与托利党反对派们一同，利用媒体力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创造了一个“议会外的力量”。政治精英中的各个敌对派别纷纷资助出版商、印刷商和记者是为了在权力角逐中实现各自的目的，但也使媒体在鼓励民众参与国家事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后，伦敦各大日报在18世纪末最后15年内的增长及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报刊上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将政治带出了宫廷和议会这些狭窄的圈子，它们将统治者的行为告知民众，并同时成为表达和传播民众对政府异议的主要手段，报刊对反对派和中产阶级参与公共事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些报刊的经营者和记者与读者一同，向议会施加压力，使其明白公众知晓真相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除了报道国会新闻，报刊还为国会新闻报道配发评论。议会报道为报刊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源，为培育公众参与型政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泰晤士报»继承并发扬了这样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