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首次尝试报道国会上下两院新闻（the proceedings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的是«政治记录报»（The 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月刊。这份刊物在1703年由阿贝·博耶（Abel Boyer）创办，1711年开始每月刊登国会新闻，1729年博耶去世，该刊继续报道议会新闻直至1737年。博耶从那些无足轻重的议会工作人员和信使处获取信息，有时也会在议会走廊旁听记录。席伯特分析了博耶的报道技巧：博耶采用“延时”报道手法来规避国会禁令，也就是说当每届国会休会时他才刊发相关报道，他称自己是在记录历史而非报道时事，“当他的报道见诸公众之时，其中的矛盾和愤怒已经消散殆尽……”；同时，他懂得如何接近政治，将自己的报道与执政党的政策相联。尽管博耶如此小心，他还是接到议会上院的传唤，1711年3月5日博耶与报纸印刷商被拘留六天，并在缴纳罚金且承诺永不再犯的情况下被释^[118]。这样严密的新闻控制，甚至连有关议员个人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报道都会遭到起诉，报刊为了避免与政府发生冲突，在报道中尽量回避涉及与国会相关的内容。但内战时期与光荣革命培养起来的政治文化热情以及自由的传统与精神并未消弭，公众渴望了解政治动向，渴望获取政治新闻，报刊在等待时机。

1722年，几位勇敢的出版商发现了议会禁令中的漏洞，禁令禁止公开国会辩论（the publication of debates）并非国会议程（the proceedings of parliament），随即，伦敦街头就出现了若干份报道国会议程的报刊，这些报刊声称并未触犯国会禁令，因为它们只是报道议程而根本未涉及国会辩论。国会于1723年1月23日制定条例，弥补立法不足：“新闻作者们不得在新闻信或其他形式的出版物中擅自行事，散布他们所认为的国会会议记录；或以任何名义，干预报道涉及下院辩论和议程的记录，以及任何议会记录。”1728年，国会得到消息，布里斯托的«格洛斯特报»（Gloucester Journal）报道了国会议程，出版商罗伯特·莱克斯（Robert Raikes）被传唤至国会接受问询，他承认是从伦敦邮政局谋职的凯夫处获得的新闻。出版商和记者均被罚入狱，缴纳罚金并需保证不再犯。然而，不到一年，莱克斯再次被传唤至伦敦，解释1729年2月11日这期报纸上的有关国会报道的内容，他辩解说是手下员工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刊登上去的。最终证实这条消息来自邮政局供职的一位文员罗伯特·戈丁斯（Robert Giddins），戈丁斯与散布小册子的约翰·斯坦利（John Stanley）遭受罚金、斥责后被释放。但一位名叫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的人却不为所惧，他是18世纪尝试实时报道国会议程第一人。

凯夫是一名熟练的印刷工匠，在伦敦的邮政局谋职，作为邮局检查员，他有机会接触到上下两院的议员以及他们之间的通信。利用职务之便，他经常在将要有重大事件发生时造访议会，并被获准进入旁听。他通常带着一位好友一同前往，在下院走廊或旁听席又或是上院不被人留意的小角落里落座，几个小时之后带着记好的议会发言与辩论笔记离开，供报刊做进一步的报道。议会休会的九到十个小时里，凯夫会和朋友到附近的咖啡馆或是小旅馆里，“当那些辩论的声音还在他们耳边回响时”^[119]，趁热打铁，核对各自的记录。凯夫把这些议会记录提供给自己在地方报刊供职的朋友，这些手写国会辩论备忘录（the written memoranda of debates）在当时的咖啡馆和私人领域（private society）流通传看^[120]。

社会上存在着对国会新闻的需求，这对报刊则意味着商机与盈利。同时，凯夫通过为地方报纸提供手写国会辩论备忘录来盈利的做法，使同样从事信息收集与交流的那些富有企业精神的书商和报人嗅到了商机，在需求、盈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报道国会新闻的尝试继续进行。1731年1月凯夫创办«绅士杂志»，1732年伦敦书商协会创办«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它们起先都抄录博耶的«政治记录报»相关报道，但很快，就开始报道自己采集到的相关信息。

«绅士杂志»是18世纪上半期最负盛名的权威月刊，至1739年，这份刊物的发行量已达10 000份。刊物内容起初以摘录国际、国内新闻以及文艺小品为主，1731年5月第5期，凯夫尝试发表国会新闻。这是一篇关于一项提案未被通过的原因分析，报道分析了反对此议案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的误译，以及就此问题所展开的国会辩论和国王的发言，并罗列了最终通过的法案名目^[121]。

凯夫有许多提前防范的措施：在国会开会期间他仅仅简略报道议会提案，直到休会期间才发布辩论内容^[122]；省略参与辩论的议员姓名；直到最后，才尽可能在禁令下详尽报道国会议程的全部内容。1732年，凯夫效仿博耶的«政治记录报»更加大胆地报道国会辩论，为避免与国会禁令发生冲突受到起诉，省略参与辩论的议员姓名，或采用隐讳的手法来表示，如罗伯特·沃波尔首相（Sir Robert Walpole）被简写成为“Sir R-t W-le”，温德姆先生（Mr Wyndham）写成“Mr W-nd-m”，还有一些辩论内容，发言者的名字被完全隐去。1734年4月这一期仅仅刊登了上届议会最重要的一些议事程序，提案的标题、提案通过或未通过的原因。但在第五期，就刊登了议员发言的具体内容，但具体发言人的名字并未全部写出，它们以缩略的形式印刷，如：“J-n A-gn Bart先生，中部郡的骑士，C-nwall（康沃尔郡）的代表，谈到……”。到了1735年8月这一期，关于国会的辩论就相当详细了，报道了1735年1月23日议会上院的辩论内容。似乎到了这一时期，只要不是在议会会议期间，公布议会辩论内容已经成了议会和报业公认和默许的合法的行为了。«绅士杂志»不碰触底线，一直在这个默认合法的范围内从事议会新闻报道。这样的作业技巧使报刊能够逃避议会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报刊越来越大胆，发言议员的名字会被全名刊登，一些议会辩论的内容在议会会议期间就被刊登。

«伦敦杂志»是凯夫的主要竞争对手，于1732年4月由伦敦书商协会创办，很快它就试图赶在凯夫之前发布更加全面详细的国会新闻。到1737年，国会辩论更加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该刊开始刊登较详细的报道内容。与«绅士杂志»相比，它所刊登的议会辩论更多，两份刊物间相互转载国会报道，同时也转载«政治记录报»上的国会新闻，议会下院被触怒了。

报道不够准确，或者尽管报道属实，但因为引起了相关议员和选区选民不满，因此也不应被刊发。报道不实是议员们反对报道国会辩论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报道不实并非仅仅是无意之作，有些不实的内容是有意为之，这可能是因为报刊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支持或反对某个党派的决策而有意篡改或借某位议员之口说出报刊自身支持的观点。在讨论是否禁止报道议会新闻的过程中，有议员说：“让他们报道去吧！我看报刊的‘议会辩论’比我们这些议员真正的‘议会辩论’对我们更加有利。”^[123]然而，反对的声音还是占据主流。

报刊史学家亨特详细地记述了1738年4月13日有关是否禁止报刊报道在国会中的相关辩论内容。议员翁斯洛（Onslow）与W.杨勋爵（Lord W.Yonge）、温德姆勋爵（Lord W.Windham）等六位议员分别就此问题发表看法。愤怒的翁斯洛先生指出，他意识到一种做法正在流行和蔓延，丝毫不能代表和反映议会的尊严，他说：“我指的是将议会辩论的内容登载在报刊上公之于众，这种做法使议会辩论的内容很容易被曲解和误读。”他手中拿着一份报纸，上面刊登了国王对议会最后一次发言的回应，他说：“我有责任和义务告知在座的各位，这样的报道据我观察是非常不准确的，甚至有诽谤的嫌疑。因此，在座的各位绅士，我们有义务来阻止这种做法。”^[124]

W.杨勋爵接着说：

我很高兴您提出这个问题。我同样发现这样的做法有违议会权威与尊严。同时，先生们，我也意识到，这些定期报道议员行为和辩论内容的报刊，在伦敦和地方各省流传甚广。很多报道，无论是语气和整体的感觉均与事实不符，这样的报道只会让民众怀疑我们的行为与能力。因此，就我的看法，是时候阻止这些报道了。这不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侵害，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关注新闻出版自由。也许，在座的有些绅士会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大名和其他许多这个国家发生的大事一起见诸报端而感到焦虑和不适，我想说明的是，禁令的颁布绝不会妨碍在座的各位先生自愿将自己的国会辩论发言交给报纸，供它们刊登，而是要防止其他一些绅士的发言被报刊曲解和误读……人们通常会误解，以为只有在议会开会期间禁令才生效，因此，我们应当解释清楚，不得以任何名义刊发国会记录、国会辩论或国会新闻……如果既不制止他们，或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审查，那么当我们还坐在这里开会时，各位的选票、辩论的程序、辩论的内容就会被刊印并在街头售卖。^[125]

沃波尔首相补充说：(www.daowen.com)

我读过这些报道，其中就我的发言所做的报道与我本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至于另外的一些议会辩论，其中的智慧、博学和雄辩的口才全部被粗俗、鄙劣、荒谬所替代……如果我对议会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仅仅依靠报刊上的报道来作出判断的话，那么，我会认为这是地球上最可鄙的一群人的聚会。^[126]

普尔特尼先生（Mr Pulteney）的发言更加极端，他认为，即便相关报道准确无误，也应当禁止议会新闻报道。辩论结束时，议员们就此达成一致，由翁斯洛议员进行总结：对国会报道的不实之处不但会影响国会尊严，并且会使民众对国会议员的行为和能力产生怀疑。因此，必须明令禁止相关报道，无论是在开会或休会期间……国会将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制止对国会辩论与国会议程的报道^[127]。

传统报刊史书写以辉格史的历史书写方式占据主流，在这样的视野下，历史是线性发展与螺旋式上升的，国会新闻报道成为以新闻出版自由为理想的一批人，为了信息自由流通，与政府的新闻限制而斗争的历史。事实上，通过以上的议会辩论内容，我们看到，报刊报道议会新闻不仅是“凯夫认为将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让全国人民知道是他的神圣天职”^[128]。这背后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有国会议员们自身的心理驱动。正如上文所言，“对自己的名字不再见诸报端的焦虑”是一方面的原因；对报刊对自己发言报道不实，影响个人形象和声誉的担忧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有多少人由于虚荣心的驱使将自己的发言私下交给报刊刊登？有多少人为让报刊获得最准确的一手信息将自己的发言内容交给报刊？又有多少人因想要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而以“担心报道不实”为由将发言稿交给报刊？对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由主义报业史书写框架下，这些历史中的多元复杂性均被遮蔽不见。

对于禁令的颁布，无一人公然提出抗议，这并非是报刊经营者们的懦弱和默许，而是因为禁令的颁布完全徒劳，不但收不到任何的效果，还会增加公众的好奇心。某期刊物如果被禁反而会诱使读者争相购买，力图搞清楚它的报道内容和被禁的原因。这正印证了科塞的分析：“印刷商、图书收藏家、书商也许并非受自由主义动机驱动，因为商业利益和金钱的诱惑力已经足够大了。一本受到审查的书，其价格会立刻上涨，并吊起那些如饥似渴的公众的胃口。禁书的销量往往比合法书籍的销量大很多。”^[129]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集团或统治形式，也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审查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会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发挥着作用。统治者历来限制那些他们以为与自己利益对立或者有损于公共利益的思想的传播，他们试图在读者和具有潜在危险的作家之间建起一道防护墙。当然，在很多情况下，预想坚固的墙垣不过是一层多孔的隔板。^[130]

«绅士杂志»和«伦敦杂志»均意识到，增加国会报道的内容就会增加销量，凯夫在克拉肯维尔（Clerkenwell）——«绅士杂志»的出版处——门口摆放着一辆四轮马车，马车车门模仿圣约翰门，象征凯夫事业的巅峰。自1740年始，它的国会新闻全由一代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撰写，约翰逊说：“凯夫能够影响议会看门人，他和他的雇员得以进入议会，他们带回辩论议题，发言人的姓名，各自所持的立场，发言的顺序、内容等相关笔记，我来加工而成，这就是«绅士杂志»上的国会辩论。”^[131]这一时期报道国会新闻均是在休会期间，作为补充，«伦敦杂志»还在会议间歇期间发行特刊，这种做法又很快就被凯夫的«绅士杂志»效仿。

为了避免麻烦，两份月刊相继发展出应对国会禁令的新办法，它们刊登“想象文学”。«绅士杂志»将国会辩论的内容伪装成历历普城^[132]中人们的讨论，«伦敦杂志»则刊登想象中的政治俱乐部会议议程和记录，他们讨论的却是当时国会辩论的内容^[133]。无论是想象文学亦或是政治俱乐部，发言人的名字继续使用字谜游戏：Sir Rebort Walpole—Sir R-t W-le，Pultney—Pulnub，Halifax—Haxilaf，这些名字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议员，为了确保人们不会弄错，每期还会有谜底见诸报端。1738年至1743年，由于大文豪约翰逊博士加盟撰稿，«绅士杂志»销量可观，达到15 000份，«伦敦杂志»也不相上下。随着销量的增长，胆子也越发得大。由于1746年3月报道西蒙·洛瓦特勋爵（Lord Simon Lovat）参与雅各宾反叛被判叛国罪一事，两份杂志主编于1747年4月受到上议院传唤，接受质询。凯夫，这个1730年代不名一文的小职员如今已经成长为成熟稳健、受人尊敬、事业有成的出版商，他不会轻易用自己的事业冒险。在被问及为何擅自刊登国会辩论时，凯夫答道：

为此我十分抱歉，这是对国会尊严极大的冒犯；但我自己却是受英国的风俗习惯影响，别的报刊都在报道；有一份月刊，名字叫作«政治记录报»，里面有关于国会辩论的报道，我也就报道，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因报道国会辩论受到处罚。^[134]

到了1753年，报界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规避议会法令，即以“致编辑的信”的形式刊登国会新闻。下院再次重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伪装发表有关国会的新闻，这条规定挫伤了伦敦出版界，刊物只得将“想象中的政治俱乐部”中的相关报道与实际议会辩论拉开距离。1757年8月，国会报道逐渐减少，但与此同时诞生了一批每三周出版一次的期刊，它们替代了原先的月刊，为公众提供政治新闻。它们是1757年«劳埃德晚邮报»（Lloyd's Evening Post）、1758年«伦敦纪事报»（London Chronicle）和«公共广告人报»（Public Advertiser）、1759年«公共纪事报»（Public Ledger）、1761年«圣詹姆斯纪事报»（St.Jame's Chronicle）、1769年«梅德萨克斯郡报»（Middlesex Journal）、1770年«晨邮报»（Morning Post）等报刊。这些每三周发行的期刊与月刊间的商业竞争异常激烈，“这样的竞争逼迫他们再次尝试报道国会新闻，而民众对政治新闻近乎贪婪的需求是他们的动力”^[135]。«公共广告人报»、«伦敦纪事报»、«每日冒险家»（The Daily Adventurer）、«公报»（The Gazetteer）成为第一批试探议会底线的报刊。1760年2月1日，他们决定刊登一则无关痛痒的国会新闻——国会表彰爱德华·浩克（Edward Hawke）击败法国舰队的事迹。下院传唤出版商，他们请求议会的原谅，缴纳了罚金，之后，国会再次颁布并重申1738年关于国会报道的禁令。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1762年由«北方不列颠人报»所带来的影响还在继续，在威尔克斯案发生的同时，另一场风暴也在悄悄酝酿之中，这就是«朱尼斯信件»的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