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至今，关于议会下院记录的起源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最为可信并且有现存史料佐证的说法是：定期、规则地记录议会辩论内容始自都铎王朝时期（Tudor Dynasty）书记官之手。书记官一职是都铎时期议会下院常设官职，由国王任命，负责起草、宣读提案和撰写议案。他们在日志中记载了有关议会出席者名单、提案概要、会议程序、表决结果、发言要点等内容。这些记录以日志的形式留存于世^[98]。这是议会«下院日志»的前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的«书记官日志»，分别为议会书记官西蒙（Seimour）和翁斯洛（Onslowe）任职期间，关于议会内状况的记载，它们也分别以“Seimour”和“Onslowe”命名，这与1571年议会下院更换书记官任期相吻合。西蒙（Simon D'Ewes）勋爵的日志通过速记的方式记下了议会辩论与演讲的内容，大部分的记录之后被改写成为普通书写方式，为我们留下了那时议会辩论的样本^[99]。

J.E.尼尔（J.E.Neale）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出版物的状况：“现存的都铎时期下议院议会期刊捆绑成两卷，第一卷西蒙卷，内容为1547年至1566年；第二卷翁斯洛卷，内容为1571年至1580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晚期的议会状况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西蒙卷大小为6×8厘米，仔细观察记录手稿会发现1547—1552年这一阶段保留的是书记官记录的誊抄，这些记录书写规范，目录和日期间有规则的留白处，页边空白处标有下划线，与1553年之后的议会记录缺乏规范、笔迹仓促潦草，形成鲜明的对比，显而易见，1553—1566年这段时间的记录是书记官手记原本。“急促潦草的笔迹，放大书写的目录，使用不同的笔墨，都给人以拼凑的感觉。”仔细观察发现，书写上的变化是议会记录必不可少的部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信息。比如，自1553年10月之后，西蒙在被议会通过的提案旁留白处均加入了“一致通过”的字样，标注在每期议会即将结束时，这样的字样通常出现在每日条目旁，用不同的墨迹写成，通常给人以突兀的感觉。第二天的目录部分还会增加一些内容，它们同样用不同墨迹写成，或是密密麻麻地记在页边留白处。比如，前一天下院提案被派发到上院的记录被划掉，第二天又补充更正议案移交的信息，类似这样的修改和注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100]。

这样的说法与都铎时期议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备相吻合。根据程汉大的研究，“王在议会”是都铎王朝的基本特点，即国王通过议会来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它不但“堵塞了英国滑向绝对君主专制的道路，而且使议会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机会”。也就是在都铎王朝时期，议会的特权有所扩大，议会规则和议事程序更加完备细密，两院的构成成分和地位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议会制度开始具备了近代的特征^[101]。议会书记官一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在议会召开期间，由书记官负责记录每天的会议内容，将议员发言编成«下院日志»。议员都负有保密责任，不得向外界泄露会议辩论情况和下院中发生的事情。(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现存的关于议会辩论的内容记载，多出于议会书记官之手。由于个人爱好或是职业需求与习惯，他们对议会中的状况做了记录。这些记录仅供议会内部使用，相当于会议记录，并不对外公开出版。这样非公开出版的议会日志一直持续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第一卷«下议院期刊»（The Common's Journal）记载了詹姆士一世继位到查理一世议会被解散（1603年3月至1629年3月）期间的会议辩论内容；1766年出版的议会记录出自1621年间一名议员之手，记录了当时议会辩论的情况^[102]。这些议会记录与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记录相似，它们的初衷并非是向公众披露国家政治状况，而更多的是政府内部的会议记录。

到了英国内战时期，王权和议会间的权力此消彼长，议会本身内部权力也发生了变革，特别是在长期议会召开期间，议会对其内部辩论和议事日程记录的公开出版放松了管制，那么，它是怎样发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