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的影响力是新闻史学研究中的重点，但似乎在涉及一份报刊的影响时，我们更多地接受了未经论证的结论，而缺乏判断的依据。事实上，衡量一份报刊所具备的影响力可以有以下标准：发行量、阅读量与转载量、读者层、报刊的经济来源以及政府针对其所实施的审查与压制等。下面，笔者尝试从这几方面来分析«匠人»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匠人»的发行量。根据迈克尔·哈瑞斯（Michael Harris）的研究，这份刊物的发行量在最高时超过每周10 000份，在1731年时高达每周13 000份，而18世纪的周报发行量只要达到2 000份就能带来每周5镑的纯利润^[35]。由此可以看出，«匠人»是一份盈利颇丰的周报。除了可观的发行量外，«匠人»曾几度结集出版。1728年«匠人»中的部分政论文章结集成册分两卷出版；1731年出版七卷本政论文集，含第1期至第255期的政论文；1737年出版七卷本政论文集，含第256期至第511期政论文。这些结集出版的政论文集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阅读量与影响。

自1730年起，其他报刊常常转载«匠人»的政论文章。如1745年至1748年的«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1748年至1750年的«主教法冠与王冠»（Mitre and Crown）每周都会刊载«匠人»的选粹和摘要，这中间只有三期，即1749年6月17日、24日以及9月16日未涉及^[36]。«约克报»是反对沃波尔政府最激烈的地方批评者。根据狄金森的研究，自1729年开始，它每周都转载«匠人»上优秀的政治评论，1739年之后，它猛烈抨击沃波尔政策，并为其政府垮台而欢呼，并要求对沃波尔本人提起诉讼。切斯特主教向纽卡斯尔公爵抱怨道：

一些人在对王室极为尊敬的美丽伪装下，孜孜不倦地向普通民众灌输敌对政府的想法。根据我的观察，遍布于这里和邻近地区的报纸是传播这一毒害的主要渠道。在我们这里，切斯特有一家，曼彻斯特有一家，利兹也有一家，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控制它们的都是煽动群众的不忠之徒，他们在各郡以低价来散布他们的报纸……这些作者从伦敦的报刊中挑选新闻，发表一切反对政府的言论，而对政府有利的则只选一半，甚至面带鄙夷之色。^[37]

正是这样的发行量和传阅量使我们相信«匠人»的影响。当时人们的观察也证实了以上的说法，如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认为«匠人»比«观察者»（Observer）卖得更快。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同样指出：“«匠人»的传阅量超过以往任何政治型报刊，由于这个国家许多杰出和重要的人物为刊物所作的贡献，据说，这份刊物每周能够卖出10 000份。”^[38]通过不同的形式，无论是«匠人»还是它的再版或是转载，估计大约有25万人能够读到它的内容，占当时受教育民众人口的20%。

对广告内容的分析可以判断报刊的读者层。«匠人»的广告包括书籍、医疗、药品、化妆品、钟表和台灯等，这样的广告意味着«匠人»所面向的读者群多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39]。托马斯·劳克伍德（Thomas Lockwood）研究指出：“«匠人»是18世纪上半期最成功的政治周报，它是内阁阁员、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渴望获取政治职位的反对派们的必读刊物。”^[40]

但«匠人»的成功并不单单表现在发行量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份反对派报刊，它使报刊本身成为18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话题之一，并且使报刊出版自由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41]。«匠人»不仅仅是博林布鲁克一人的作品，围绕在«匠人»周围的是一批18世纪英国文学界和政治界的名流，他们创办了若干份反对派报刊，这些报刊在当时的政治批判与讽喻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以«匠人»为代表的反对派报刊群体主要成员包括：«伦敦期刊»（London Journal）、«薄雾周报»（Mist's Weekly Journal）、«常识»（Common Sense）、«西敏斯特日报»（Westminster Journal）、«绅士杂志»、«浓雾日报»（Fog's Journal）、«真实的英国人»（The True Briton）等^[42]。它们相互转载报道，发表言论捍卫公共舆论的正当性。政府报刊以议会主权为其理论基础，否认政府应听取来自议会外各种压力集团的意见，并声称他们全部是被操纵或以一己之私利为中心的。政府报刊指责反对派报刊散布有关政府政策的谎言，怂恿派系争斗，助长国内的叛国行为，泄露国家机密，刻画一个分裂的国家形象从而危害英帝国外交政策，并煽动轻浮而愚蠢的大众参与政治。

1731年10月9日，«匠人»刊载了以«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与实践»为题的文章，以捍卫出版自由，反击政府报刊之攻击。

主编昂沃斯先生声明新闻出版自由以及个人判断政府事务的自由是对政治自由无价的保障。«加图来信»已在此问题上做了同样的声明，特别是如下的主张：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压制新闻自由的人，他们大声抱怨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竭尽全力去限制它们，用非法的手段惩罚迫害作者，烧毁报刊，所有这一切均表明报刊上发表的事实令他们有多么不安；他们是怎样与真理为敌……每一个珍视自由的人都应当鼓励言论自由，生活在自由国度中的人们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通过警告那些潜藏的威胁为人类服务……普通的人们应当有权对公共事务做出判断，因为他们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和良知而非对权力的追逐。^[43](www.daowen.com)

在国内政治领域，还有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匠人»的成功，即1732年至1733年反对沃波尔的税收计划^[44]。«匠人»表明：“沃波尔税收改革的失败大部分应归因于本报所刊发的文章。”自1732年10月至1733年4月，在沃波尔撤回他的税收改革提议前，几乎每份«匠人»都刊登文章反对这项措施。它提醒贵族们洛克悲观的洞见，即：所有税收都将不可避免地伤及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此，尽管税收是针对酒业和烟草，但土地所有者利益同样会受到伤害。除此之外，伦敦工商界反对税收的热情也被点燃，«匠人»描述了新税收政策通过后，收税者破门而入、捣毁酿酒厂的状况，并且还描述了征收税款的人可能带来法律诉讼和罚款。公众舆论被充分调动，国会请愿者蜂拥而至，直至沃波尔放弃他的改革措施。就这样，«匠人»每周都在批评沃波尔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包括常备军的设置、股票经纪人、土地税、高利率等。其一，它有对官员和领取议会年金者审慎与适度的谴责；其二，它不断声称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复存在，反对派应联合起来监督政府的行为；其三，它还批评议会对行政的依赖和首相权力的膨胀。

«匠人»等反对派报刊激起的公共舆论以及对政府的批评使沃波尔政府如鲠在喉。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其进行打击压制。在«匠人»发行的十年间（1731—1741年），沃波尔政府总共花费五万英镑用于支付为政府派报刊工作的印刷商和作者，它们被称为“津贴报刊（pension papers）”。这些报刊包括«每日邮报»（The Daily Courant）、«每日记录报»（The Daily Journal）、«詹姆斯每周记录报»（James Read's Weekly Journal）、«坦率的人»（Plain Man）、«公民»（The Citizen）、«参议员»（Senator）和«伦敦期刊»（London Journal）等，由于几乎无法盈利，这些报刊全部靠政府津贴维持生存^[45]。除此之外，沃波尔还委派海军上尉尼古拉斯·帕克斯顿（Nicholas Paxton）雇佣文人记者撰文为政府辩护。1729年，帕克斯顿雇佣威廉·阿诺尔创办«自由不列颠人»（The Free Briton）。阿诺尔在1732年至1735年得到政府津贴近11 000英镑，这笔钱一部分被作为自己的酬劳，一部分被用于创办亲政府的小册子和报刊。同时，帕克斯顿上尉还为«每日邮报»«每日记录报»定期提供津贴，并批准为其他一批报刊小册子支付报酬。«匠人»创办期间，亲政府的小册子发行自1 500到2 500册不等，而以«匠人»政论文为基础的小册子仅仅有500至1 000册^[46]。1735年«匠人»停刊时，沃波尔取消了大部分的津贴。

除上述方法之外，沃波尔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法律手段来压制«匠人»，他利用各种借口每半年扣押«匠人»印刷商理查德·富兰克林（Richard Franklin）并搜查其住所；除此之外，他下令邮局禁止发行«匠人»，扣留从伦敦寄往各省的«匠人»。随后，英格兰北部的读者收到通告，通告称«匠人»已停止发行，并建议人们订阅一些非常适宜的替代品——这些当然是政府派报刊和小册子。

1737年政府派报刊«每日邮报»称：沃波尔几乎没有受到«匠人»的任何影响，“就如同风不会因为水手们的哭喊而停下来一样”^[47]。然而，如果说政府真的不为反对派报刊所动，那么，又如何解释沃波尔政府针对反对派报刊的一系列打压政策呢？他又为何动用包括金钱、法律和人力等资源发动这场与反对派报刊的论战呢？供职于政府报刊的一位作者于1730年代这样描述他的工作：“在这七八年里，我们穷尽了所有有关政府统治的话题，穷尽了所有手段去进行这场与内阁和政府治理相关的战斗（a ministerial war）。”^[48]显而易见，与以往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是由报刊发动的。狄金森评价道：正是这些主要由托利党发起的攻击构成了对行政权威最有效的控诉，并引起了改革宪法的诸多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18世纪由辉格党发起的激进主义运动所采纳。

除了通过长期刊登言辞激烈的反政府文章，推动民主的言论自由运动并展现出报刊在批评政府行为方面的作用外，«匠人»还为独立新闻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沃波尔对它的迫害从未成功，因为这份报刊有充足的资金来源。无论何时出版人受到诽谤的指控时，赞助者就交纳保释金，很快报刊就恢复了出版。«匠人»所坚持的批判立场使政府不得不放宽评价公共事务行为的标准。到了1742年，报刊报道国会新闻相对而言已不再那样冒险了^[49]。托马斯·劳克伍德将其称为18世纪上半期最为成功的政治刊物，是大臣们、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意图取代他们的反对派人士的必读之物^[50]。

以«匠人»为代表的反对派报刊将政治矛盾引入报刊报道，用其机智尖锐、强闻博识的政治批评满足了公众阅读的爱好，有力地揭露了国王庇护制^[51]如何腐化议会和人民，并首先倡导了许多旨在削弱这种庇护制和净化宪法的政策。同时，因为有颇具影响力且出身高贵的博林布鲁克、斯威夫特、亚历山大·蒲柏与威廉·普尔特尼等人参与，极大地提高了报刊的声誉。作为反对派报刊的代表，«匠人»诉诸民意，将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息与政治决策置于民众审查之下，进行政治批判，促使报刊成为传播政治观念的公共论坛。哈贝马斯指出：自«匠人»及围绕着«匠人»的一批报刊文人开始，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反对派开启了动员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来进行政治辩论的一种政治文化^[52]。

通过«匠人»及围绕在«匠人»周围的一批反对派报刊，报刊及其发出的声音成为政治治理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以报刊为载体的党派间的讨论和争论拓展了政治空间和公共形态，通过这样的讨论，党派的个别利益被净化与过滤，党派之争成为超越个别利益的公共空间的竞争^[53]。英国现代政治架构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如政党政治、反对派合法性的确立、报刊在政治治理中的超然姿态、公共舆论与报刊间相互的建构等，均在以«匠人»为代表的政治报刊业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得以形成。这些由托利党人发起的攻击构成了对行政权威最为有效的控诉，并引起了改革宪法的诸多要求，这些要求被18世纪晚期的激进派所采纳，成为英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