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样的办刊宗旨，作为反对派的时事论坛，«匠人»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17]，拓宽了18世纪上半期英国公共政治空间。这些批判运用讽刺的手法，围绕着政治反对派最感兴趣的话题：政治腐败、首相权力膨胀造成的专制统治、滥用官职委派权、维持常备军、发动对外战争、国债高筑和高税收等^[18]。一位愤怒的议员这样描述«匠人»：“它躲在黑暗处喷射毒药，用讽喻的形式进行可耻的诽谤。”^[19]奥古斯都时期文学讽喻是«匠人»用来攻击政府与首相的有力武器，在其主要作者斯威夫特和博林布鲁克那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是对沃波尔的人身攻击，沃波尔常常被比喻成想象中的怪兽或巨人。

1727年7月22日，«匠人»描述了一个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在地——展览的一头怪兽：

这个怪物体积至少有一英亩，身体上一些部位被涂上颜色，看起来像是肿胀了一样，正如同这个国家的腐败。它的几只爪子像鹰身女妖的爪子，它的翅膀像羊皮纸做成，它大约有五百张嘴，每张嘴里都有条舌头……它最喜爱的食物是金银。它体重惊人，我得知二十万人可以同时骑在它的身上……它能够用300条舌头舔舐它的脚，或身体的其他部分。^[20]

«匠人»还将沃波尔描写成一个巨人，“身上背负着大笔的银行汇票、国库券、彩票、记账簿，但却只有一小袋现金……他是巨大的象征权力与邪恶的怪兽，不断污染地球表面”^[21]。沃波尔还被比喻成为传说中的怪兽利维坦、巨大而贪婪的在陆地上生活的鱼、邪恶的首相、贪婪的昆虫、有害的毛虫……甚至在«匠人»所刊登的广告中，沃波尔政府也被作为笑柄。如该刊前四年连续刊载金医生（Dr.King）的黄金特效药，这种药包治百病，还治愈了一名反政府人士，他曾经声称英国是一个糟糕无比的国家，但在服用了这种药之后，他心满意足，认为英国人民生活在世界上最美好的政府统治之下。

其次，«匠人»还对沃波尔权力膨胀威胁宪制，以及不择手段使用政治贿赂谋求个人利益进行无情的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篇文章分别刊登在1727年1月、1729年10月与1732年3月的«匠人»上。

第一篇是博林布鲁克所写的«凯美雷克的梦»（“The First Vision of Camilick”）。文中的凯美雷克是个波斯预言家，他梦到了一座辉煌空寂的宫殿，国王一人坐在宫殿中的华盖之下，贵族们从门外鱼贯而入，国王起身与贵族一道向书写在羊皮纸上的国家宪法鞠躬以示敬意，并一起唱起祈福歌。突然，一个肥胖健硕的人冲入殿中，他长相丑陋，衣着简陋，手中拿着一个装满金子的钱袋。这个恶棍用讥讽的表情轻蔑地看着人群：

他径直走向王座，打开那装满金子的口袋，抓出满满一把金子撒向人群。人群混乱了，开始争抢金子，而这个人，令我大吃一惊的是，竟毫无敬畏之心，一把撕下写有宪法的羊皮纸，将它揉成一团装进自己口袋。人群中有人开始低声议论，他便向他们扔更多的金子，人们便不作声了。写有宪法的羊皮纸被拿走了，立刻，我看到有一半贵族被囚禁起来……然而，他的钱袋最终空了，这个贸然闯入者浑身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没有了金币，他也就没有了力气^[22]。这时，写有宪法的羊皮纸再次被悬挂起来，人们激动兴奋，囚禁人们的锁链落了下来，宪法完整无缺，国家再次获得了自由。^[23]

第二篇刊登在1729年10月18日这一期的报纸，向读者描述了一位名为阿斯贝克（Usbeck）的旅人在旅英返乡后向人们描述英国政府形式：(www.daowen.com)

这个政府由三个组织系统构成，它们是君主、贵族和民众，然而，它们三者全部依赖首要的统治者，尽管这个统治者从名义上被称作首相，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真正独裁且专制的君主。他依靠万恶之源——金钱——进行统治，他的统治建立在人们的堕落之上，他以荣誉、头衔、升迁、退休金为诱惑，鼓励人们奢华与浪费。^[24]

同样，1732年3月这期文章虽然很难确定是出自博林布鲁克之手，但对现实的批判明显带有博氏的影响。化名主编昂沃斯（D'Anvers）向读者描述了自己的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一个美丽的长满果实的小岛上，人们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乡村农产品富足，城市里都是富有的熟练工匠和诚实的商人，统治小岛的是自由稳定的政府。“她的混合宪制恰到好处地维持着平衡，保护着国王与人民的共同利益并得到大家的共同拥护。”^[25]直到突然有一天，一棵树拔地而起，快速生长，它的树冠插入云端，枝叶遮盖阳光，使整个小岛陷入阴霾：

我看到这棵树上结满了美丽的果实，闪闪发光，像被擦亮的金币，挂在每个树枝上。现在我知道，这是一棵腐败之树，与智慧之树一样……任何尝到它果实的人都会失去曾经拥有的正直与诚实，就像亚当失去清白一样。那些果子上刻有东印度、银行协议、差异、专利权、信誉、股票等。树的中间坐着一个肥胖的人，他摘下树上的金苹果向下面的人群扔去，所有在其视线内的人都被毒害，当这样的毒害蔓延开来遮蔽了整个岛国时，乡村贫瘠，匠人挨饿，商人们搁置商船，贫穷席卷整个国家，只剩下悲叹的人们在绝望中挣扎，饕餮的人们在树下大笑，享用财政的果实。^[26]

除去讽喻之外，«匠人»还运用借古讽今的方式来抨击首相与政府，不计其数的文章指向历史上腐败的独裁者，他们被用来比喻沃波尔。古罗马、俄国、法国、英国……就英国的情形而言，渥西主教（Cardinal Wolsey）和詹姆士一世国王的白金汉公爵经常被用来比喻沃波尔。这与斯威夫特在«布商的信»中所表达的思想相一致，他指出：“到历史中去寻找与我们要描绘的人物相似的人物，落笔时行使我们的绝对权威，该修正的就修正，该增加的就增加，该压制的就压制，一切由我们随意决定。”^[27]这些看似是对沃波尔个人的人身攻击隐含着博林布鲁克们对个人权力极度膨胀对宪制威胁的深深焦虑，这样的焦虑集中在博氏本人政治观念的表述中。

博氏最重要的两篇政治著作«评英格兰史»（“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和«论政党»（“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在正式出版前均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匠人»上。其中，1730年至1731年连载在«匠人»上的24篇文章结集出版为«评英格兰史»；1733年至1734年的系列文章于1735年结集出版为«论政党»。这些文章以历史和党派论为题，主旨均用来讨论英国的宪制与英国人民享有的传统的自由。博氏认为，研究政治自由的得失必须从历史中寻找原因，他的著作均是以历史的方式组织。«论政党»中一系列文章，以古罗马、西班牙和法国为例，实践他“历史是用事例教授哲学的一种方法”的思想。他将英国看作“自由”与“党派政治”两种精神间的相互作用。自由的精神源于英国历史混合宪制相互制衡的传统智慧与宪制经验之中；党派精神则体现在对抗一切破坏宪制平衡的威胁。博林布鲁克们坚信，只要保证国王、上院和下院所构成的平衡宪制免受日益加强且为行政权力所控制的国王庇护制的威胁，英国就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体制^[28]。斯金纳指出：博氏以历史与党派为语境，讨论英国宪制与自由的政治原则，并非在于他信奉这些原则，而更多的是提醒他的对手——沃波尔及其政府——这些政治原则正是他们公开声称信奉的原则^[29]。博氏及其反对派出于怀旧式地对贵族政治价值的缅怀认为：常备军的设置和对议会下院的控制，会使传统贵族乡绅的利益以及英国传统的政治自由受到威胁，而这恰恰是辉格党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爱德华·汤普森将博氏的主张称为“独立小乡绅的托利党传统”，他认为这种传统是18世纪最初半个世纪出现的唯一体面的传统^[30]。

同时，博氏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话语策略，采用被广泛认可与接受的政治原则来谋求反对派合法化的基础，从而反击对反对派的诸种攻击。博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乃英国建国与政治自由的源头”，同时也是“国民的荣誉与利益所在”，一方面，如果是“爱国的”就不应被当作是“煽动叛乱的”和“叛国的”；另一方面，用“爱国”来抵御对反对派最严厉的批评——“反对一切（general opposition）”。博氏表明，反对派珍视和支持民众政治自由，并且进一步指出，即便是“反对一切”也出自爱国之心，无可非议。因此，必须反对常备军与政府操纵议会下院的专制倾向，英国国民的政治自由只能在宪制平衡中实现，沃波尔政府主张的常备军威胁宪制平衡，自然是对传统政治自由的威胁^[31]。由此可见，博林布鲁克们选择的作为行动合法性支撑的政治原则，不但使反对派的行为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成为他们自身的行动指南。

克拉尼克（Kramnick）认为，博氏对党派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没有依靠政府各个部门发挥不同功用来制衡权力，而是将制衡政府权力的希望寄托在反对党上^[32]。维护宪制，限制任何一种过度膨胀的权力以及权力间的分立和监督是博氏的思考重心，“国家的安全依赖于宪制体系各个部分的平衡，而各个部分又相互依赖，维持整体的平衡”；“权力的平衡是英国繁荣的基础，是英国人民享有自由的根源”。这样的思考源于对他权力的质疑——“权力会带来腐败，权力是最令人痴迷和沉醉的东西，所以总应将其置于监督与限制之中”^[33]。根据罗伯特·谢克尔顿（Robert Shackleton）的研究，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分立的学说中有一段直接来自1730年6月13日的«匠人»：“对权力的钟爱是非常自然的事，但它会变得贪得无厌，不断膨胀，使人永不厌倦。”^[34]

这些发表在«匠人»上的文章言辞犀利，不计后果。通过这样的报刊实践，«匠人»周报一直引领着文学界和报刊界人士猛烈攻击罗伯特·沃波尔及其内阁的舞弊行为；同时，也为报刊作为政治力量的一员，实践政治批判功能开启无限的可能。这些均立足于其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