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夫的这篇文章被新闻史学家奉为关于“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经典表述，在回顾了英国报刊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之后，他判断说：

新闻业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国家中的一个等级，它比其他任何等级都更加强大，如果它能够联合行动并聚结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它会比那其他三个等级联合起来的力量更强大。它满足了成百万人的日常阅读之需求，它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独家报道，它不单单提供国家公共议题的信息，并且提供观点和注解。它不但为我们提供推论所需的材料，而且它本身就为我们提供经过记者分类、提炼与润色的果断与简明的推论；它向我们发问，为我们反映事实，帮我们作出决定。只需花费一到五个便士，它就会为全体国民思考，使我们不必费心力去比较与权衡并细致思考与反复琢磨；它为我们提供现成明确而强有力的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里夫从各个方面阐明报刊业作为第四等级的原因以及为实践它的目标所设定的制度性保障。下面就让我们在阅读历史文本的基础上来解读里夫对“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阐释。

里夫赋予报业的是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合法性地位，“报业是自由体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自由体制的补充和守护神”，而这源于报刊自身所具备的提供信息的能力。在里夫看来，自由国度的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人民享有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他们对公共事务怀有极大的兴趣和热忱，作为参与的公众——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受统治者，人们需要了解必要的信息，因为信息是自由国家民众参与政府事务管理的必要条件。正是报刊上每日登载的告知和启蒙信息使他们具备了参政的能力。报业满足了民众对信息的需求。“假如人民，在任何程度上，试图去控制、引导、激励现行的行政管理系统，他们就必须使自己获知与国家利益和信誉相关的信息，具备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提供信息的工具。”

进而，报刊是倡导公共事务的请愿者和法院判决的总结者。里夫认为：“快速果断地就公共政策和公共人物的行为作出判断绝非易事，这需要专业训练。”大众——即使是那些相对而言接受启蒙和教育的公众——在决断以上问题时需要获得帮助。而那些从事政治统治的人除了需要获知相关事务的简单叙述和报道外，还应由记者——那些最具才智与热忱的人——提供针对事实的清晰评价与批判以及简洁的文章，这些都需要报刊去完成。“报刊编辑和记者安排、收集、压缩或扩展信息，将被忽视的内容重新发掘出来，将需要关注的部分强调突出出来，指明事物间的相互关联，将事物的模糊之处指出，使其明朗清晰，他们负责解释专业术语，将需要思考的事务以最简洁并且最具指导性的方式搁置在公众面前。”就这一点而言，里夫赋予了报刊为公众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功用。

更重要的是，报刊所扮演的第四等级的角色应为公众服务。首先，报刊应当代表民众，这是由议会本身的弊端造成的。在这个国家中，没有选举权的人要远远多于有选举权的人。就下议院而言，它不是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所有阶层、所有利益集团、所有观念的代表，事实上，它也从未实现过这样荣耀并完美的职责。就时间而言，它每半年召开一次，不能充分代表英国政界人士的思考、讨论与行动，议会最终讨论的事务连整个议员提案的一半都不到。此外，议会还受到诸多规则的限制，它被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操纵，并且它所代表的利益也并非总是与选民利益一致。这样，报刊就为民众提供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事实上，报刊与议员一样，是真正意义上人民的代表，只是选举的方式不同而已，议员由人民提前选出，而报刊将自己任命为人民的代言人。里夫追问说：“假如，无论何种原因，报刊突然在这个国家消失，那么议会改革将势在必行。那些没有选举议员资格的人，那些具备选举资格但却觉得他们的代表没有充分代表他们的意愿或是错误地表达了他们意愿的人，那些发现在议会中没有人代表他们信念和有效地表达他们愿望的人们都将会立即加入议会改革。全面彻底的改革和重新构建议会代表制会使我们将从前拥有的‘有机变革’^[157]全部推翻抛弃。”为了避免颠覆传统，就必须使政府及时了解民众的愿望与诉求。如果没有报刊为公众提供情感表达的渠道，他们就会公然诉诸行动违抗政治统治，所以，政府通过报刊获悉公共舆论与民众情绪对维持政治稳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www.daowen.com)

这就是说，报刊在一定意义上维持着英国政治与社会安定，除了上述作为民众代言人的报刊，它还起着“安全阀”的作用。报刊最重要与现实的作用是为个人冤屈和不满提供表达渠道，它是比任何政府机构都有效的反抗不公与压迫的最有利的保障。这是因为，法庭不可能审理各种不公与邪恶的事件，不可能给每个人申诉和洗雪冤屈的机会，而报刊却总是无偿地向每个抗议和抱怨的个人开放。作为安全阀^[158]的新闻，其价值在于通过给不满以发泄表达的方式来调节民众情绪，通过揭露煽动闹事的弊端和谬误，通过给予人们自由和公正的双重保障来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秩序。而这一切只有那些曾放弃新闻自由或是密切地关注新闻自由实施效果的国家才能够完全理解。在那些剥夺了新闻自由的国家中，怀疑、恐惧、意识的无知、由此产生的错误以及对政府夸张的幻想，很快就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对限制新闻自由的愚蠢恶行的惩罚。“惶恐源于愚昧与无知，暴政源于恐怖的统治。”

另外，报刊还可以监督权力的实施。“即便是最自由、最受民众推崇与认可的行政机构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可怕的独裁者，作为牺牲品的人民无法逃避和抗拒。”有了报刊，他们就可以揭露压迫者不道德的行径。因此，里夫骄傲地宣称：“在英国，极少有公共与私人的恶行能够得以秘密进行，永远也别指望这样的恶行会不为人知。”“任何一个涉及公共事务的行为都将被置于警觉和无畏的监视之下；任何一个公共职位的任命都会受到报刊详细的调查和拷问；任何一位阁员的行为均会被置于批评和质询之下”。报刊是权利和利益的护卫者，它的价值不容低估。这样的报刊拒绝接受礼仪规范和社会习俗的束缚，“权力不能使其沉默，金钱不能将其买通，阿谀奉承不会使其昏昏欲睡”。里夫还提醒说，报刊的这一品质绝不会得到当权者的拥护，为了给那些出身名门、享有特权的阶层大开方便之门，报刊的这种功用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废弃或取代了。

就政府的角度而言，各种各样的不受束缚的报刊使政府能够及时获取来自各方的信息。“在英格兰这样自由和自治的国度中，议员与阁员必须依照国家主体的意愿来进行统治与管理。普遍的观念通过这些伟大的表达机构——报刊——来体现，当政府背离了公众的意愿，报刊会给予及时的提醒，因此报刊对政府而言是无价的。”此外，政府还能够通过报刊来引导国民，倡导政策顺利实施，并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完善和修正政府信息作出贡献。“它可以教导民众支持公共措施的实行，可以为民众解释复杂的议题，深入细致地分析其核心内容，配以补救性或多角度的解读，澄清错误观念，维护立场不受诽谤性指责。”与政府信息渠道相比，报刊报道不但迅速完整并且更加准确，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是那些主要的报刊将重要事件的信息在官方信件抵达政府官员之前传播开来，使公众知晓。在危机来临之时，快速准确地传布消息，不但是记者的责任，更是他们的兴趣与骄傲所在。这是因为“政府的信息由于与党派利益牵连，无疑会受到压制、歪曲、窜改，假如将这些事实如实报道出来一定会使相关的官员获罪。如果说报刊有夸大其词的倾向，那么官方报道一定有否认失败与不足、低估所造成损害的嫌疑”。

最后，里夫强调了新闻业的独立性。记者从政府要员、外交大臣处得到信息，并不意味着英国报纸是政府统治阶层的喉舌或应声虫，同样也不是任何党派的代言人或支持者。无论在哪里，作为党派喉舌，报纸发行必定受限。新闻业不是统治阶层表达其意见的工具，而是汇聚国民智力总和用来批评和控制统治阶层的工具。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报刊构成这个国家的第四等级。里夫反对«泰晤士报»事实上已形成的强大的影响和地位，他将报刊视为一个整体，认为报刊应当多元，应当大量地繁殖，从而代表国家中各种各样细微的意见和观点^[159]。

综上所述，“第四等级”报刊观念包括了代表民众、引导舆论、监督权力实施、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报刊业作为一个整体，表达公众舆论，反对政府蒙骗民众，使权力持有者屈从公共舆论，于是，它成了政治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构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防御性的平衡。就此而言，报刊要求的不是单独某个报刊的自由，而是作为一个“共同体”从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实体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被斯科特·戈登称为“社群自由”的自由^[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