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泰晤士报»发表以上对报刊与记者的认识之前，报刊的历史就已经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1850年，弗雷德里克·奈特·亨特的«第四等级：对报刊的贡献与新闻出版自由»就已问世。这本书是英国报业史的发轫之作，其地位相当于我国新闻史上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1859年，亚历山大·安德鲁斯（Alexander Andrews）的«英国新闻史：从报刊的创办到知识税的废除»继而出现。两部有关报刊历史的专著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报刊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人们对它的关注。

亨特原来是一名医生，最初进入新闻业是源于其1846年供职于«每日新闻»（Daily News）并担任副主编，他1852年任主编，直到1854年死于伤寒。亨特指出：“这部著作致力于描述英国记者和报刊读者。”第一卷从1620年代第一份报刊创办到1800年。对他而言，报刊是一部伟大的思想照相机（a great mental camera），它将整个世界的“照片”记录在一张纸上，如果它教导了人们，也是以不易察觉的形式进行的。这部书的目的则是探究报刊怎样成为“现代生活的必需品”。

该书上卷开篇第一章就尝试回答什么是第四等级，而其以“第四等级”命名本身就说明这一观念在19世纪中期报业中的地位，它无疑推进了“第四等级”报刊观念。在该书第一章，亨特引经据典地描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报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政治和社会功用。亨特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报纸是现代文明生活的必需品，它在现代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所有的人，只要他能够阅读，就会读报。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看到报纸，它告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过往的历史；它反映我们现今的真实生活，包括情感、行动、热望与偏见，当代人的耻辱与荣耀。它为我们展现我们所看到的，置身其中的，用我们自身经验与外部感官感知的这个世界。多么奇妙啊！报纸已经成了文明社会得以存在的有利且必要的条件，事实上，它已经成了现代文明本身的一部分……它是一部伟大的记录思想的相机，实现现代文明的全能的手段，它是所有人——无论身份、地位、职业——的亲密伙伴。它没有华丽的长袍，没有学究的教杆，它以友善获得了与所有人的亲密关系：对闲人来说，它提供谈资；对忙人而言，它提供商情信息；对政治家来说，它反映党派情绪；对度假的人而言，它谈论新上映的戏剧、音乐和最近的展出。它是理性和智识越来越可靠的伙伴，它在瞬间就能将同样的思想注入千万个人的头脑之中。^[149]

接着，亨特列举英国历史上，特别是18世纪时的学者、政治家、文学家、法学家、评论家、随笔作家、诗人，其中包括一代文豪塞缪尔·约翰逊，上议院大法官林德赫斯特爵士（Lord Lyndhurst），外交部长、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史学家、政治家麦考莱，小说家、政治家布尔沃-里顿（Bulwer-Lytton）等人对报刊的评述来说明自己对报刊的认识。这些人均从各自的角度阐明新闻出版自由对国家和国民的益处。

亨特用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大法官为一个参观英国法庭审理的外国人的解释说，虽然在英国法庭听众席上人数寥寥无几，但“我们每天都出现在报刊上……这样就保证了法律实施的公开性，而公开则是法律纯洁和智慧的源泉”。乔治·坎宁指出：思考英国宪制的人根本不必去列举公共舆论的强大力量，它体现在这个国家的自由报刊中。“报刊遍及这个国度，它审查政府的不足之处，或许，作为最终手段将支配一切。”^[150]它是一种特权（a privilege），一种人们反抗压迫的渠道（a channel）。通过它，那些无望的人们能够向当代的腐败与偏见发出呐喊，能够记录他们的诉求并作为遗产留给子孙后代作出公正的判决。是报刊赋予自由以生命，它永不停歇警觉、永不放松行动，向人们报告对国家制度形成的威胁。“对报业的残酷镇压——割耳挖眼——就会使一个民族处在偏见（听不到）与无知（看不到）之中。报刊自由的衰落，是一个国家人民自由衰落的最先征兆，随之而来的则是国民自由的全部崩塌。”^[151](www.daowen.com)

在以下的各个章节中，亨特按年代叙述了报刊在英国的成长历史，以证实“英国报刊行使着第四等级的权力”。琼斯分析指出，报刊、政府和自由体制间的关系是亨特著作中贯穿始终的主题^[152]。亨特是通过报刊历史的书写来关注报刊的政治功用、公共舆论的发展以及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关系。

1859年，亚历山大·安德鲁斯的«英国新闻史：从报刊的创办到知识税的废除»出版。在安德鲁斯的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主题：

自1620年代英国第一份报纸的出现到18世纪中期这两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报刊的发展与公众启蒙的发展、政府的自由度、民众享有的政治自由度以及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在这两百多年的道路上，它的发展受阻于民众的冷遇、政党的反复无常、国王的压制、议会的迫害、检察官的骚扰；它被刽子手焚烧、被暴民践踏。^[153]

在他看来，报刊的历史就是一部报业为建构理想社会与以上这些障碍和困难抗争的历史。报刊史要记录的就是“这具备强大道德力量的巨大的思想机器（mighty Mind-Engine）”。在这部书出版的同年，安德鲁斯接受了«北英评论»（The North British Review）的采访，进一步表明他对报刊的认识。“报刊是我们的最高荣耀，是我们自由的源泉和保障”。为了实现它的政治功用，报刊形成了报道政治事件和就政治议题进行公开讨论和论战的风格与特点^[154]。

虽然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形成远远晚于其他三个等级，但它所获得的极为重要的影响与权威，使它超越并支配着其他三个等级。“它创造了由自身去供给的需求……在政治领域所有的力量中，报刊是最伟大、最不需承担责任、最完美运行、最少被滥用的一种力量。它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实记录者，从事着最庄严、最引人注目、最令人钦佩的事务。”^[155]这就是1855年«泰晤士报»撰稿人亨利·里夫在«报刊»一文中对报刊政治力量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