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莱在1828年确切地将英国议会中的记者席称为“第四等级”，1834年新建的议会大厅中专门设有记者席供记者旁听。在紧接着的20多年中，官方新闻限制逐渐被取消：报刊税的减轻直至最终废除，诽谤法的改革，私下贿赂的消失，等等，这一切均为报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到了19世纪中期，«泰晤士报»以其权威、影响和独立性为它赢得了“第四等级”的称誉。其主编约翰·德兰1852年写下了他对“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认识，为新闻业的实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几个世纪来在新闻界引起共鸣。

1852年2月，«泰晤士报»因有关拿破仑的报道被批评为“草率不负责任”，当时即将出任英国首相的德比勋爵（Lord Derby）批评说，如果报刊想要保持声誉和影响就必须采用适度、温和、敬重的语气来从事报道。德比对«泰晤士报»的指责激怒了华特第三、里夫和时任主编德兰，华特第三提出要求：

一定要就此事写一篇文章来阐明记者与政治家职责的不同，并且要表明尽管记者有成为政治家的愿望，但他们不应对政府负责，而应对公众负责，他们应当讲出心中所想，无论这样是否会妨碍政府执政^[139]。

应华特第三的要求，主编德兰连续两天（2月6日和2月7日）在该报发表社论，指明报刊与议会的关系，并进而指出记者与政治家的区别。«‹泰晤士报›史»评价这两封信是泰晤士主笔最好的作品，“它严密理性地分析了«泰晤士报»自华特第二和巴恩斯所采取的立场，两篇文章是为报刊批评公众人物的责任进行辩护的最完整最详尽的理性推论，它们从根本上驳斥了德比爵士所支持的报刊与政治家应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这一观点”^[140]。

社论指出：报刊对权力负有责任是因为报刊依赖于公众及其信任而存在，报刊来自公众，它的职责就是对公众负责。德兰在文章中强调一定要将新闻业的责任与政治治理的方式区分开来：

我们无法承认报刊的目标是承担政治治理的工作或者说报刊与政治工作受到相同的义务与责任的限制。两者在目的、义务和权力上均有分别，总体而言是各自独立，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如果报刊接受了政治辅助的角色，则报刊的尊严和自由就会受到束缚。报刊要完全自由地实现它的责任并使公众受益，就不能与政治为伍，也不能使报刊永久的利益屈从于任何政府暂时性的权力。报刊的首要责任就是获取所处时代的最快最准确的相关事件信息并立即将其报道给国民，使其成为国民的共同财富。^[141]

政治家与记者的职责有着根本的区别：

报刊的责任是发言，政治家的责任则是保持沉默。报刊必须说出真相，因为报刊不畏惧真相的后果——报刊不会给任何不公正和压迫提供避难的场所，而是将它们交付给人们去作评判……与历史学家相同，记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尽最大努力发现最接近事实的真相，将那些政治家们不愿公众知道的真相呈现给读者。政治家通过秘密的手段获取信息，用愚蠢可笑的手段来隐瞒信息，甚至是当天的最新消息……报刊靠揭露和发布信息生存，只要进入它的视野就会成为我们时代的共同知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报刊每日出版，并且不断呼吁公众舆论的启蒙力量，如果可能的话，预料事态的进展，它站在现代与未来的交界处，将其视野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政治家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们谨慎地防卫，使那些控制且管理他们行为和观点的信息免受公众关注，他们保留对过往事件的观点直到最后一刻，然后，用模糊保守的语言记录，他们严格地将自己限制在与本国现实利益相关的事件中，或与此利益相关的事务上；从不冒险匆忙猜测未来。他们只专注于自己的事务，而这却正是报刊争取公之于众的。一方的责任是发表意见，而另外一方则是保持沉默；一方在讨论中成长，另一方则更倾向行动；一方处理权利与利益，另一方针对观点和意见；一方有必要保留和克制，另一方从本质上来说应当享有自由。^[142]

德兰接着阐明记者的职责与作用：

记者观点的成功并不在于赢得政党的掌声或是为报刊争取资助和权力。那些记者为之辩护的观点是以确定无误的事实为基础的。记者的责任类似于经济学家或律师，他们的本分……是获取真相并用固定的标准将其实施在世界事务中……记者的责任与政治家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政治实践中最涣散放纵的行为都会被社会习俗所容忍。隐瞒、回避真相、派别结盟、为实现政党目标放弃信仰、不断地寻求私利，当涉及政治生活的争论发生时以上的情形就会每天发生，发生在那些具有高贵品行的人当中……所有的报刊，所有的记者，只有那些将真相最及时最无畏地告知公众的人才能够得到公众最广泛坚定的支持。^[143]

就德比勋爵的职责，«泰晤士报»做出如下具体说明：

再重申一遍，一个首相的目光会聚焦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是他最大的责任。而新闻业则把它所代表的民族利益视为第一要务，凡是影响全世界文明开化的因素它都不会置若罔闻。英国的报刊目前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它忘记了欧洲的公众利益是它所宣称的权力来源，那么它将会被剥夺这一特权。这或许契合了政治家们所主张的，面对法国的错误行径保持缄默，以此来埋葬和破坏自由民主，他们的主张是出于恐惧而非信念。……事实上，我们认为，强有效的语言还未被用于向我们的国人真实公正地传达这个距离我们海岸线不远的国家的政治状况。相反，我们担心法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整个欧洲的巨大影响可能不会被我们正确地解读。毫无疑问，首相的职责在于维持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同时否认一切将会对英国产生敌对情绪的关于事件的解读，并且排除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但对于我们而言，公共撰稿人的第一职责就是提防英国人被诱导或哄骗，就像法国人那样，成为对自由和政治权利受到损害时都漠不关心的人。因为自由和其他类似权利是国际和平与公共利益最重要的保证。我们的职责在于指出危险，无论它有多遥远，无论它是存在于邻国多变的政策中，还是来自我们自身的状况；如果我们没有将法国近期的事件真实地描述出来，或是由于一些短视且错误的政策隐藏了信息，那么在这场呼吁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应保持高度警觉的革命中，我们将要背负远重于如今的责任。^[144]

通过这样的叙述，«泰晤士报»将公众、民族和国家利益置于最高的位置，报刊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为公众提供事实，护卫自由，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紧接着第二天，«泰晤士报»以«致编辑的一封信»的形式进一步表明了其对报刊的信仰：(www.daowen.com)

首先，政治家是什么人？而新闻记者是什么人？政治家们是皇室的仆人，记者是人民的喉舌。在这里，我需要重申，什么是皇室，什么是人民？两者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分别是什么？哪一方更强？在之前一些时候我们被告知，皇室强大而神圣，人民则软弱而邪恶。现在是否与以前一样呢？不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王室已变得越来越弱，人民则变得越来越强大。随着王室权力的丧失，他们忠实的仆人，那些政治家们对公共舆论越发宽容，当民众获得力量之后，作为民意代表的报刊，随着民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意的力量而壮大，直到成为政府中的“第四等级”，如人们所称呼的那样，以成为“政治家”为目标，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报刊没有被作为王室的仆人，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就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145]

这位“读者”接下来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泰晤士报»对王室、人民和政治家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

因此，在这个被称为大不列颠的快乐大家庭中，王室是妻子是女性；人民是丈夫，即一家之主；政治家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人民日复一日辛苦地劳作，为家庭积累财富，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辛劳？为的就是让他心爱的妻子在家中过上平静的生活，接待她的朋友，照料仆从。妻子有意愿，她只会向丈夫表达，尽管丈夫经常会觉得难以忍受，但他还是会满足她的意愿。

“亲爱的约翰^[146]，我希望乡下的表兄们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好的，亲爱的，写信让他们来吧。”

“但是房子不够大，而且看上去太寒酸，我想要新厢房和新家具。”

约翰牛，这个善良好说话的丈夫，一个为妻子感到骄傲的男人，掏钱建了新厢房买了新家具，一切看上去和谐而平静。

后来，妻子继续购置了她喜爱的马厩，再后来是一个新舞厅：“就建在房子的旁边，然后把那条脏兮兮的小路挪挪，离我们家太近了。”尽管邻居对约翰牛先生为取悦妻子的大笔花费感到吃惊，但舞厅还是建好了，路也修好了。再后来，妻子说一定要一个种满花草的玻璃温室，而且马上就要，她有她的办法，结果温室就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约翰牛先生家的花园里。……约翰牛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个计划，搜肠刮肚，将它们一一实现。他搜罗了陆地和海洋各种珍奇植物放进花房。妻子的仆人做了什么呢？他们过去说服女主人说花房太过潮湿，太大，乱得一塌糊涂，现在则说，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推倒卖掉玻璃和铁等建筑材料。

这个类比或许可以进一步展开，但就说到这吧。因为，对于我所说的存在于王室与人民间的关系已经足够明白。人民热爱王室，我相信王室也应该热爱人民。让王室继续扮演妻子的角色，人民也将爱慕她。让她满足于她作为女性所拥有的不问世事的美德吧，不要干涉公共生活。她有马厩、有舞厅，有花房来满足内心的需求，人民以这种方式花费的越多就越高兴，这同男人深爱妻子，以她为荣并乐意为她花钱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假如妻子放弃她的地位与仆人合伙给丈夫眼里揉沙子……当约翰牛先生回到家说：“亲爱的，亨利的不端行为成为整条街的谈资了，邻居们都说他的行为令人不耻。”而妻子却说：“别信他们，我们不会再有比亨利更好的仆人了，这是想要让他离开的阴谋。”我说让这个妻子来做这一切吧，假设一年多之后，丈夫发现邻居所说的是事实，妻子和仆人在合伙欺骗他，他是会增强信心抑或是因此而变得脾气暴躁呢？^[147]

最后，来信指出：

报刊注定要享有不断增长的影响与地位，在公共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与此目标相比，它现在的影响还是太微不足道了……报刊不干扰政治家们的工作，我们的职责，就一方面来说比不上他们，我们无法行使权力或作为一个整体代表国家尊严；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又比他们优越，因为我们可以毫无畏惧，不顾忌政治家喜好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148]

这就是在麦考莱将报刊称为“第四等级”近20年之后，美国建国之父们在1791年«第一修正案»中赋予人民的表达自由60年后，«泰晤士报»对王室、人民和政治家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报刊角色与功用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及时发布真相；形塑公共舆论；报道独立；不受政治喜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