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将报刊称为政府中的政府，帝国中的帝国，权力中的权力。反对派报刊的政治功用成为内阁报刊经常抨击的主题，«晨报纪事»（Morning Chronicle）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成为被抨击的主要目标。«爱丁堡评论»与辉格党辩论社团的联系被内阁派报刊戏谑为政府的第四个分支，挑战议会中其他三个等级的权威。而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对激进派报刊主编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讽刺更是直接将他本人称为“第四等级”。1787年4月«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发表了将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看法，文中说到：

报刊的作用是聚焦问题和启发民众，并赋予人民讨论并裁决议会各部门分歧的权利。报刊作为一个有力的整体，不但影响政治生活，并且支配政治生活。报刊几乎完全取代了政治布道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使议员和内阁感到敬畏。^[125]

现代英国报刊史学家倾向将1772年报业获得报道国会辩论的权利作为报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四等级”的标志。历史地看，报刊是最晚进入第四等级话语体系的一种力量，然而，它却是唯一留存至今并继续产生影响的“第四等级”。

首先是报刊对自身的看法，巴克的研究指出，报刊自身对评价批评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利持肯定的态度，并将自己称为国家宪制边防前哨的哨兵和人民自由的护卫者。1780年，«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发表了一封匿名信，信中称：“不受限禁的报刊是英国自由的保障，是自由的支柱和基础……一旦报刊自由被破坏，那么英国人民的整体自由将会荡然无存。”^[126]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甚至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所指的更多的是报刊作为一个整体在宪制中的重要性，并且这种对报刊自由的呼吁在18世纪末期变得非常频繁，人们认为报刊能够作为“公众舆论审判”机制来检审甚或批评国家统治者的行为。1781年8月«伦敦报»（London Courant）发表了一封致波特兰公爵的信，信中说：“在所有上帝给予英国宪制的赐福中，报刊自由无疑是最伟大的。心怀恐惧的大臣许多年来试图破坏它的事实本身就是报刊自由价值的最好明证。”^[127]几个月后，该报又发表声明说：“报刊是人民自由和国家利益警觉的护卫者。”1784年，«公共广告人报»（Public Advertiser）以“Alfred”的名义主张：“在报刊享有自由的地方，人们也许可能被报刊误导，但却不能被奴役；报刊是照亮人类心灵并驱散无知和谬误阴霾的太阳。”^[128]«晨报»（Morning Post）以“Frankly”的名义声称：报刊被看作英国自由的堡垒。11月7号，这份报刊以“Examiner”的名义发表了如下看法：

必须承认公众的苦恼争执都源于滥用日常信息工具——报刊，它常为派别服务，传播虚假信息引起人们恐慌，它无根据地痛骂政府，错误地解释立法机构的行为，包括对国王不当的指摘。人们通过报刊信息形成他们的政治信仰，成为被毒害的叛国者，却以爱国作为伪装。报刊使善良的人们在最好的政治体制下却失去了幸福感。但这一切均不足以使真正的爱国者去指责和反对报刊出版自由，我们要做的是去尽力避免上帝的这一伟大赐福——报刊出版自由——中的不足之处。^[129]

11月15日，«伦敦报»以“Candor”的名义回应了以上的观点：

我是报刊出版自由热心的支持者，但为了使这一自由对国家有利而非危害国家，我认为这种自由的实施应当以正直和体面为前提，并且，它不应当吞没其他自由。我不是反对报刊记者公正地评价议会辩论的权利，而是坚决反对利用人身攻击和诽谤来恐吓议会议员自由发表见解。^[130]

«城镇乡村杂志»（Town and Country Magazine）指出：

公布政府执政行为的关键是报道议会辩论。报刊通过刊登国会辩论将议会上下两院的公共事务告知民众。一方面是公布就争议事件的不同观点，另一方面更是让公众知晓每个议员就特定问题的态度。^[131]

这些论述使报刊对政治的审查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www.daowen.com)

1787年4月，«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中一篇以«报刊的优点»为标题的文章，对报刊的功用进行了描述。汉娜·巴克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对报刊作为第四等级最清晰的表述。在这篇文章中，报刊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报刊为实现议会各机构进行决断的目标集中议题并动员民众；这样的报刊，不仅能够影响政治生活并且还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显得有些为时过早。但事实上，报刊的影响已完全取代了政治布道，它甚至使议会议员与内阁阁员这样的人感到敬畏。^[132]

正因为在18世纪“第四等级”的语境中，报刊要获得正式的政府机构的身份非常困难，所以就借用“第四等级”的概念，将自己与其他第四等级相比较。

除了报刊为自身享有新闻出版自由并进一步获得第四等级的地位发表大量言论进行说明，一些相继来访的外国人也同样注意到了英国报刊所享有的自由和政治地位。例如，瑞士人德劳姆将报刊出版自由描述为英国宪制的绝对保障。“公众知晓一切事物就能够构成一种补充性的权力，将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的行为限制在相应的范围内，这对弥补法律的不足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一切行为均在公众的关注之下并任由公众评价。”^[133]德劳姆指出，“如果离开公众舆论的监督，那么公共权力的使用就会失去公正”^[134]。尽管德劳姆赋予报刊审查的权利，可是却未能说明正是报刊独立的地位才使它具备了这样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外国人克里斯丁·哥德尔（Christian Goede）将报刊自由描述为“英国人民通过订阅来实现极其宝贵的对自身权利的保障”，通过这样的保障，“公众人物、公共机构或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人物或事物均被放置在公共审判面前”^[135]。1789年法国人约翰·威廉·冯·阿格霍尔茨（Johann Wilhelm von Archenholz）将每天读报描述为流行在英国人民中的激情。并注意到：“有时，政治家会在报刊中发表有关整个国计民生问题的文章，每个英国人，甚至渔妇都能够领会。这样的人读报并评述报刊内容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情形。”^[136]

与此同时，政治家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念。1789年7月3日皮特首相意图提高报刊税，谢里登（Sheridan）强调他支持报刊出版自由不是因为报刊夸饰政府的美德与优点，而是因为报刊清楚地表明政府都做了些什么。1780年5月，«大众晚邮报»（General Evening Post）报道了5月18日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在议会下院发表的演说：

英国人民在这个时期对他们代表的行为特别关注……将他们拒之国家公共事务之外，阻止他们了解议会上下两院议员就支持或反对一项议案所提出的种种理由，既不公平也不体面。哈特利先生以人民的立场来申明他的主张，将民众拒之议会门外只会使民众猜测这些措施，并且很可能带来最坏的后果。^[137]

另外一名议员也同样支持他的观点，公众应当了解议会在做什么。那些与政治精英没有联系的普通民众应当通过报刊得到议会信息。一些议员为报刊提供有关国会辩论的过程。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或党派政策与选举的目的，而非是为了让公众知情。此时的报刊与政治的联系非常紧密，许多议员都与报刊建立了联系。

在这样的氛围中，报刊（而非记者席）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为“第四等级”。«泰晤士报»议会记者查尔斯·罗斯（Charles Rose）回忆说，1823年议会下院中，布劳汉姆（Brougham）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报道议会辩论的记者。不容忽视的是，除了党派报刊间的争吵，英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政治记者，他们具有充足的团体精神去创造一种新的具备强大政治影响力的职业^[138]。

英国报刊报道的政治观念和信息，与报刊所发起的激烈辩论一起，将英国政治从有限的政治与社会空间中解放出来，使更多的公众能够参与讨论。通过宣传自由的观念，特别是英国是由所有自由市民组成并生活于其中的一个自由的国家，报刊鼓励公众相信他们不仅有机会，而且享有权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且当他们的这种权利遭到侵犯时可以进行反抗。在这样的情形下，报刊开始为自己寻求合法性地位，当其他具备政治影响力的机构被称为“第四等级”时，报刊也进入了这样的话语体系。无论“第四等级”的称谓是否出于英国人对历史和传统的眷恋和尊崇，报刊毕竟已经获得了这样的称谓，并在未来的19世纪上半期展现了它强大的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