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乔治一世统治时期，新闻出版自由就已被认为是英国自由的独特之处，从1720年以来，报刊出版自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环境和报刊作者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但政治支持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对报刊的管制^[110]。自18世纪上半期起，英国报刊就采用各种方式鼓励更多民众对政治产生兴趣并参与政治。

如前文所述，此时英国政界与文学界的名流几乎全部从事小册子和报刊写作，如反对党领导人博林布鲁克、英国上院大法官萨姆爵士、英国首相沃波尔、文学界泰斗塞缪尔·约翰逊以及保守派政治家埃德蒙·柏克等均是活跃在当时报坛上的社会名流；与此同时，文人办报也不乏其例，继丹尼尔·笛福的«每周评论»之后，有理查德·斯蒂尔的«闲谈者»、约瑟夫·艾迪生的«旁观者»，他们的刊物为引领社会风尚与品位、培育公众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报刊或者说作为整体的新闻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相关评价还未产生。

尽管此时新闻人已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类型——笛福、艾迪生、斯蒂尔、斯威夫特均是当时伦敦著名的新闻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效忠于某一个政党。攻击政府的新闻作品自称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和正义，反对腐败、争取普遍福利；支持政府的新闻作品则说它帮助忙碌而无知的民众了解一心为公的掌权者的复杂工作。由此可见，此时的新闻业还未能成为一个职业（profession），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有民选议会、政党制度和允许公共讨论的混合型政府制度中，新闻业逐渐走向专业。以笛福和斯威夫特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曾为某些国务大臣撰写才华横溢的辩论文章，但当他们不同意这些人的政策时，就会追随自己的良知，转向别的政党。逐渐地，政治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倾向，而并非是确定的目标，更不是职业。正因为与政府意见相左，笛福两次入狱，斯威夫特则失去了做主教的机会^[111]。

到了1740年代便有人明确提出：不受约束的报刊是英国人民珍视的自由的保障，但此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报刊上针对个人的诽谤和那些可笑的印刷错误，总体而言，报刊并未被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看待。甘分析指出，报刊作为公共论坛，开掘公共舆论的能力到18世纪中期仍然受到报刊自身发展的束缚。因为当时除了«公共广告人»（Public Advertiser）与«公共纪事报»（Public Ledger）两份报纸刊登各种不同的观点外，伦敦大部分的报刊明显分为两派：内阁派与反对派，每份报刊都寻求党派的支持和庇护。“多元化的政治架构可以促进报刊公开表达不同派别的各种观点，但它更多的是影响了报刊发展出团体性的身份认同，特别是就报刊作为一个整体所能产生的政治影响。”^[112]激进报刊——«政治记录报»（The 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和«每周评论»——的编辑本杰明·弗拉尔（Benjamin Flower）将这种状况形象地称为“报刊内讧”^[113]。

最终导致人们将报刊作为一种联合的政治力量来看待无疑离不开人们对“公共舆论”的正面认识，如果公共舆论被认为是有益的，或仅仅是重要的，那么形塑它的机构就获得了新的地位，并被看作对公共启蒙作出贡献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反对派政治家早在1716年«七年法案»通过以及1722年确立辉格党寡头政治时^[114]，就开始寻求新的途径——利用民众压力对议会施加影响的尝试。以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博林布鲁克为代表的反对派政治家通过创办«匠人»周报，激发了报刊就公众舆论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的讨论^[115]，反对派报刊想要将公众舆论呈现成为一个政治治理中的关键因素，并维护公众检审政治决策和公布对公共事件看法的权利^[116]。报刊自由的辩护者们指出，只让党派中的一方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读者支持他们的观点，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当这些人开始思考报刊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时，他们欣然认可报刊应当能够反映各种派别观念。在这样的情境中，关于政治国家所应当具备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包容性的相关讨论时常出现，并对后世政治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报刊在这个观念论争过程中作为具有进步性和创造力的力量发挥作用。尽管此时人们就公众的构成上无法达成一致^[117]，但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能够阅读报刊是“公众”身份获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民众政治化与印刷文化是并肩前行不可分割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报刊自身也试图说服读者理解并接受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它们声称代表公众舆论，采用作者匿名与刊登读者来信等方式来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将其读者层扩大到更加广泛的人群中去，而非仅仅局限在财产拥有者和享有选举权的人或富人阶层。

就作者匿名这种方式而言，自18世纪中期以来，报刊频繁使用“人民”或是“公众”的概念，试图说服读者：读报是一种公众意见交流的形式。匿名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是：报刊不是针对某个个体发言，同时也不代表某个单独个体的意见与观点，而是代表着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甚至是公众整体。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 Quail）的研究指出，大众媒介与“公众”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公众产生于文化与社会交往方式均呈衰退趋势时。“传统的群体以文化、社会交往和相互协助为基础，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成形的交往方式，并通过这种交往方式培育出共同的对事物的理解和兴趣，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他们间的交流。公众意味着面对共同的社会事件但相互之间并没有个人交往。”^[118]

18世纪的英国，早期工业革命与城镇发展造就出新的社会关系，传统的社会联系正在逐渐消失，新的社会文化与交往方式正在形成，报刊适应了这种变化，并试图建立以报刊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流方式。正如塔尔德（Gabriel Tarde）对公众与群众的研究所指出的：群众的概念古已有之，只有在印刷术首次大发展之后，公众的产生才成为可能。

所谓剧院里的公众和集会中的公众其实都是集群，是各色人等的临时聚合。群众是传统的社会群体，是靠群体成员间的接触而维持生存的。无论它是什么形态，无论它是站是坐、是静是动，它都不能超越一个狭小的范围而延伸；一旦其领袖对它进行控制，一旦它的成员听不见彼此的声音，它就崩溃瓦解。^[119](www.daowen.com)

与此相反，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公众，即“现代公众”，因为他们是由对社会上某个事件的共同参与，或是对报纸上某一话题的共同关注而产生的集合。因此，现代公众有着宽广的边界内容，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无限延伸的可能性，这也是现代公众最显著的特征。

18世纪后半期，一个政治公众兴起、发展、淹没并吸收了其他一切公众——文学、哲学和科学的公众——正如河流吸收其支流一样……新闻业真正的来临，也就是真正公众的来临。^[120]

这样的公众既是群众的外延，也是其对立面。他们是“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121]。他们之间的纽带在于同步的信念或热情，在于和许多人共享同样的思想和意愿，这一切则与报刊的产生与发展密不可分。

报刊与公众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通过作者匿名的方式，报刊作者与公众相互影响，他们相互选择，双向适应。

几番磨合之后，读者选定报纸，报纸选定读者……读者拥有一张讨好他的报纸，报纸讨好读者的偏见和激情；报人影响喜欢他的读者，那些顺从和轻信的读者；只要在立场上作少许的让步，他就可以牵着读者的鼻子走，有点像古代演说家预设的措施一样。^[122]

另一方面，报刊鼓励读者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国家政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个人以匿名的方式在报刊上发表写给公共人物或全体民众的信件。因此，报刊大量刊登读者来信，在真正意义上为公共讨论提供了平台，其中许多信件包含着对公众人物的批评。报刊提供了对公众人物或事物发表激烈的长篇批判或控诉的机会，那些与普通人有着很大的社会距离的人们经常在报刊上被评论，如政治家、内阁阁员、主教甚至国王。“«约翰牛»（John Bull）在1781年给国王的一封信中说：‘学习与研究公共事务是每个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有责任直率公正地将质询的结果告知给您，尊敬的国王陛下和公众面前。’”^[123]这就是18世纪人们理解的报刊读者应卷入政治事件的程度。

读者来信使报刊对读者具备了更大的吸引力，此外，这样也使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意识到公众熟知政治内幕并参与其中，而非仅仅是政治生活的被动观察者。巴克指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以改变社会运行方式为目标的全国性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报刊起着关键的作用^[124]。

到了18世纪后半期，报刊业再次加速成长。伦敦和外省报业已经可以从读者和广告处获得收入并开始盈利，这就使报业不再依赖政治操控，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经过威尔克斯事件和1772年出版界联合反抗政府压制要求报道国会新闻的斗争，报刊的力量充分彰显，在这些事件中报刊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到事件当中去，刊载独立的政治观念，鼓励公众进行政治讨论，并对自身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产生了清醒的认识。事实上，报刊已经成为清楚表达和传布反抗政府行为的媒介，并且在政治启蒙和英国民众政治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1780年代最终被认同为具备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的一支——作为“第四等级”的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