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0年英国联合荷兰与法国争夺海上霸权，国王威廉三世急于筹措资金，很想以8%的利息借120万英镑，然而却无法如愿。于是就成立了英格兰银行（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Bank of England），并授予其掌管政府的收支平衡，还答应授予其发行钞票的权力。英格兰银行把筹集来的现金（金、银）送给政府，发行纸币购买政府债券，而这些纸币又可以再次借给别人。国王用这种方法，只花了12天的时间，就筹措到120万英镑，其中一半用于重建英国海军。
作为英国的政府银行，掌握国家的财政命脉，它集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位为一体：作为发行的银行，享有在英国发钞特权；作为银行的银行，保管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并作为票据的结算银行，对之后的其他银行实行监管；作为政府的银行，代理国库，稳定英镑币值以及代表政府参加国际性财政金融机构。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势力迅速扩张，新的商业形式的出现，动摇了英国议会上院中以托利党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乡绅与神职人员的地位。1690年代，活跃在英格兰银行业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传统贷款银行的从业者；另一类是吸纳黄金存款并以此放贷的金匠。1696年，托利党试图组建国家土地银行（National Land Bank）以与英格兰银行抗衡，使经营英格兰银行的辉格党巨头感到了竞争的压力。虽然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使人们意识到，银行业的自由竞争是可能的。英格兰银行迅速采取行动，劝说议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在英格兰成立任何新的公司制银行。此外，伪造英格兰银行券将被判处死刑。1708年，议会又更进一步赋予英格兰银行特权，规定除它之外，其他任何公司均无权印发银行券，并将禁止的范围扩大到任何6人以上的企业中。这样，英格兰银行成为公司制和中等及以上规模的机构中唯一能发行银行券的机构。尽管有来自托利党南海公司的竞争，但在南海泡沫事件后，它如巨人一般，阔步前行于英国银行体系之中，如入无人之境[64]。政府的支持和庇护使英格兰银行被神秘而威严的光环笼罩：
1694年7月27日，英格兰银行以“在伦敦荣耀归于上帝（Laus Deo in London）”的名号开张，此后，神秘而威严的光环就永远环绕着英格兰银行：它从事的不是一般的行业，但却像其他行业一样运营。它像一艘大船，主管在工作时间里高度警戒，操作精准而高效。……英格兰银行培养并吸引了一大批特殊人才来维持其庄重严肃的地位。[65]
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道：“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银行在起作用，它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汽机在起作用。”[66]由于触及到乡绅的各种利益，引起了托利党人的疑惧，他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是濒临破产的政府和利欲熏心的金融集团之间肮脏交易的产物，并指出政府银行会破坏现行政体，使英国走向共和的道路。
这样的疑虑表现在当时出版的小册子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1705年出版的«关于英格兰银行的评论：特别涉及国内贸易与政府制度»。约翰·布劳顿（John Broughton）指出：英格兰银行是“不可接受的政治不当。因为，英国伟大的宪制不应该依赖于这个世界上除它自身（三个等级）之外的任何其他机构。英格兰银行由于其所拥有的强大的财政权力，将会构成宪制外的机构并成为整个宪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样无疑会威胁现有的宪制平衡”[67]。而议会下院中的工商资产阶级代表辉格党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担心政府银行的建立会使国王通过控制这一金融机构规避议会对其征税权的限制，进而导致绝对君主制的再次复活。所有这些反对的声音激起了热烈的公共讨论，人们认为它利弊共存，但最终反对的声音占据主流，人们担心国家中的机构最终会成长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力量，威胁宪制[68]。
关于英国是否需要常备军的问题同样经历了长期的讨论，讨论的重点同样集中于它是否会对宪制体制的平衡造成威胁。(www.daowen.com)
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吉利海峡把它同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隔离开来，形成天然屏障，使外敌难以入侵。因此，封建社会的英国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中世纪英国国王组织军队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通过分封土地给贵族，换取贵族为其提供骑士的义务；其二，英国的传统是每个自由民都是民兵，在遇到战事时，国王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可以向全国发布命令，征集各地兵员出征。以上两项措施只在战时实施，平时国王并无权保持常备军[69]。可以看出，第一种方式支持了国王与贵族间的契约与权力分立的传统，第二种征兵制来自古希腊雅典城邦。雅典没有全职军队，没有现役常备军体制。雅典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军，这种征兵制度实为民主制度之滥觞。因为，既然保卫国家的任务要由这些既是民又是兵的公民参与，那就得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逐渐地，部落被划分为不同的选区，军队代表出任政府官员，可被视为代议制民主的萌芽。除此之外，英国革命期间，查理一世利用手中军队镇压革命者以及“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动用军队清洗国会的历史事实，人们记忆深刻，心惊胆寒。军队对宪制构成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直困扰着经历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人[70]。1697年，新一届国会召开之前，英国国内就国王是否应该维持常备军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支持派与反对派各自编辑小册子阐明观点，形成了关于常备军废留问题的“小册子之战”。直到1699年，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政治关注的焦点。
在这场“战争”中，反对派领袖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撰写大量文章并集结成小册子发表，其中最重要的两本分别是«英格兰常备军历史»与«关于常备军的争论»，它们一经发表便激起了公众对常备军废立问题的关注，使这个问题成为街头巷议。在这些文章中，特伦查德将军队称为“不道德的神秘之物（mystery of iniquity）”并引用史实说明常备军对国家以及国民自由造成的威胁[71]。在«关于常备军的争论»一文中他提醒人们说：“如果查理一世拥有常备军，那么议会的反抗也许不会成功……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具备维护宪法的能力，那又何谈组织政府呢？”[72]在这里，常备军的废留与维护宪制再一次发生联系，特伦查德论辩说：“一方面，国王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会摆脱宪制对其权力的控制，使国家统治沦为国王个人的喜好与反复无常之中；另一方面，议会拥有批准国王维持常备军的权力会破坏宪制平衡。同时，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本身就是极权的表现。”[73]因此，反对常备军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议会批准维持常备军会对宪制构成威胁。特伦查德认为英国政治的卓越性来源于宪制平衡，“这种卓越不单源于君主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依赖君主与人民间的契约型关系，这种契约型关系是君主权力的来源。英国政府是以法律、以人民反对君主暴政的权利作为统治的基础，而非以统治者的自身意志”[74]。
直到18世纪末，还有人将常备军与天主教徒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均能造成一种恐怖的政治状况——“权力内的权力（imperium in imperio）”。从军被视为一种有失体面的职业。1793年的一部小册子的作者写道：
在那种行使统治权的暴君叫他不幸的臣民“吃草”，他的臣民就吃草的地方，暴君们当然能征召一支杀人的屠夫队伍，去毁掉他的同类；但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它至少自封是自由的，若有如此众多的人为了每天区区6便士的微薄收入而主动放弃自由人享有的特权和赐福，自愿卖身沦为最丢人、最低下的奴隶，这会成为一件令人大为吃惊的事……[75]
这样的制度性设置当然是对宪制的威胁。此时，英国城市犯罪率高发，出于对常备军设置的疑虑，人们甚至不愿政府建立警察队伍。他们觉得警察队伍最有可能被用于政治庇护，一支由政府控制的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可能对宪制与人民均造成持续的威胁，这被认为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几乎没有人认为应该在以最低限度保留一支常备军的同时，允许一种与军队同样邪恶的新队伍发展壮大。
那么，怎样去解决或消除这种威胁呢？通过取消政府银行的身份可以限制英格兰银行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建立民兵组织传承雅典的民主传统，并削弱常备军对国家宪制的威胁。然而，除了英格兰银行和常备军外，日益扩张的议会中的反对派与内阁权力在18世纪上半期进入了政治讨论的视野，两者为证明它们在宪制体系中的合法性历经了卓绝的努力与长期的理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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