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印刷出版业在同时期的欧洲人眼里是非常自由的。回顾过去，1695年«许可证法案»的废除是一个关键性的标志，它从实质上废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实施的国家事前审查制度，虽然国王和他的大臣极不愉快，独立的报纸在那时再次出现，数量上迅速增多，从而切实地为公众辩论提供了一个宽泛且不断扩大的论坛。随着格拉布街^[34]的建立，期刊印刷的出现，报刊与刊载新闻的其他出版物的数量和影响迅速增长，它们在满足了人们对新闻的需求的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真正关心政治的公众。

同时，18世纪的英国存在着刺激新闻需求的外部因素。当时，英国一直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人们渴望了解前线的战事和获得来自战场的最新消息。再者，英国是那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其与当时已知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要了解贸易与外国的信息，他们无疑是报刊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商人、投资者、银行家、贸易商、店主等。由此也造成了至少在18世纪前20年，报刊上的国际消息占据重要位置。18世纪，以大众对各种书刊的热切阅读与应公众要求蓬勃发展的出版业为前提，各种科学、哲学、法学思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闻和各种议题在各个层次上的新想法、新观念，从科学到闲谈^[35]。正如鲍勃·哈瑞斯（Bob Harris）指出的，研究18世纪的印刷文化就是研究一个急速变化而又引人注目的世界，“变化是18世纪早期报刊业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这个世纪最后30年的显著特征”^[36]。

到1770年，阅读报纸已在英格兰成了固定的习惯^[37]。18世纪前半期报刊业的整体趋势是：由于出版检查制的废除，政府对报刊的管制只能依赖习惯法中的诽谤诉讼来进行，报刊数量迅速增长^[38]。1700年第一份外省报刊在布里斯托创办，1702年英国第一份每日发行的«日报»（Daily Courant）诞生，到1723年已有24份外省报刊创办。1695年至1780年，英国的报纸从不足100万份增长到1 400万份。

首先，报刊种类增多。1712年，伦敦大约有12种报纸，到18世纪中期增加到了18种。到18世纪末期，这个数字增长更加迅速。1784年，伦敦有8家早报，到了1790年就有14家。地方报纸也从1720年的20多种增加到1750年代后期的40多种。其次，报刊的发行量增加。1704年，英国报刊发行量为230万份，到了18世纪中期就达到了730万份，而仅仅十年之后就增加到940万份^[39]，1776年上升到了1 223万份，到了1811年，更是上升到了2 442.2万份^[40]。1704年，每周买报纸的人不足1%，虽然在18世纪前50年里买报者的人数增加了3倍，他们仍然是人口中的少数。但读者人数的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41]。根据哈瑞斯的计算，18世纪中期报刊每周的销售总量达到10万份，或每天1.65万份，也就是说当时伦敦人口中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报刊读者。18世纪后半期，报刊读者增长更加迅速，1780年这个数字增长为三分之一，到19世纪40年代，伦敦六分之五的人口均是报刊读者^[42]。再次，报刊内容多样化。18世纪以前，报纸很少报道政治新闻，但18世纪以后，特别是自18世纪中期以后，报纸关于政治新闻的报道明显增多。除了国会报道外，还有法庭报道，选举、地方政府事务和外交事务报道，广告与犯罪、贸易、时尚、戏剧、比赛、船期货运等，这些均为当时报纸的报道内容。汉娜·巴克（Hannah Barke）认为，英国报刊的报道内容是它们与欧洲大陆报刊的一个重要区别，“报刊的普及的广度和报道的深度表明了英国报刊满足了独特的公共领域和政治论坛的需求”^[43]。种类的增加和发行量的增长从一个方面说明报刊读者人数的增加。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阅读报纸呢？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1733年）中很好地描述过这种景象：每个文化群体都以自己的步调做着各自的事务。来自法国的格罗斯雷修士观察到，英国城市贫民所面临的生活水平远远好于法国或德国农民的状况。伦敦的体力劳动者工资似乎也并不低，吃得也不错，他们特别独立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44]。巴克考察了18世纪上流社会人们留下的信件、日记与回忆录发现，报刊是他们主要的信息来源。然而，报刊的读者并非仅仅局限在上流社会。报刊的商业动机使其试图将发行量的增长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相联系。将报刊的发行量与城市中产阶级的人数比较，巴克指出，此时报刊的增长已超过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报刊的读者已远远不止是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了，社会下层的人们也开始读报^[45]。1730年，孟德斯鸠在日记中描述了英国人的读报习惯，他写道：“最使人震惊的不是报纸的数量和它的自由度，而是劳工们也在读报。瓦匠们带着报纸来到他们工作的房顶，在那里读报。”^[46]由于劳工阶层开始读报，报刊读者的实际人数远远高于报刊的发行量，这是因为有很大一批买不起报纸的人，他们采用租报的形式来获取报纸，即花较少的钱从报贩处租来报纸，看完后按约定时间返还，报贩们再将这些报纸作为未销售的报纸返还给报刊经营者。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侵害了报刊经营者的利益，虽然政府曾一度立法明确规定这样的行为为非法，但却屡禁不止^[47]。

另外，咖啡店、酒馆、小旅店和理发店等也是读报的好去处。这些地方，如咖啡店中，只要付一杯咖啡的钱就能免费阅读店里所有的报纸，“如果他不能阅读，他可以随便找一个空位置，倾听人群中有人大声读出的新闻，他们可以听到诗人、批评家、剧作家和小说家朗读自己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同行和普通客人的评论”^[48]。咖啡店是成年男人光顾的地方，而在小酒馆和旅店中，人员成分更加复杂。初到伦敦的苏格兰最著名的书商威廉·克里奇（William Greech）在自己的日记中描述了他的感受：普通民众的粗鲁无礼让他感到震惊。酒吧的匿名性也使他大吃一惊，完全的陌生人在那里抽烟斗、喝啤酒、谈论政治^[49]。“这些地方就像是劳工大学，人们在那里接受教育，获取有关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知识，成为公众。”^[50]戴维·文森特（David Vincent）关于1750年至1914年英国识字率和大众文化的研究表明：家庭和社区这种网状结构能够帮助文盲与具备读写能力的人们之间保持交往。他指出：“阅读能力很快就成为一种个人与集体共有的能力。”换句话说，人们期待那些具备阅读能力的人能够为那些不识字的人们大声朗读。无论生活如何简朴，人们都想方设法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取知识^[51]。因此，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52]在其久负盛名的«英国文明史»中指出：18世纪与之前几个世纪最显著的区别是下层人民对知识的渴求，而这些知识在之前的几个世纪对他们则是完全封闭的^[53]。

这样广泛的阅读行为使报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758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指出：所有的外国人都注意到，英格兰普通民众所拥有的知识比其他国家的平民更多。这无疑源于信息的涓涓细流，它源源不断地在我们中间流淌，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汲取养分^[54]。到了1760年代，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包括商人、内阁大臣、各派政治家、慈善机构、宗教团体、被错判的“罪犯”，甚至织工和矿工都认识到，报纸是无以匹敌的宣传品和传布信息的工具。(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氛围中，伦敦和地方政府也很快认识到印刷品特别是报刊、小册子的影响力，开始开掘它们所具备的传播信息的能力^[55]。报刊逐渐具备了它的政治影响力。也许是得益于报刊对公共文化的培育，1790年代，连最贫穷的农民也开始阅读报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下层民众对报刊的需求和对信息的渴望。因此，哈瑞斯评价道：“所有的英国人都在读报，识字率的增长促进了报刊读者人数的增加，然而，报刊的增加对推动识字率的增长却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56]

随着报刊的成长，英国政治文学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以小册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文学转向了报刊作为政治论坛的中心。根据里夫的判断，这是由报刊自身的特点决定，它周期短、发行量大，一经出版就会拥有大量的读者。舆论重地的转移——从小册子到月刊，从月刊到季刊，从季刊到周刊和日报的过程可以看出，由于发行周期短，报刊具备更多的传播优势，“报刊一经刊出，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能够读到，而小册子的发行量不过几百份而已”^[57]。这就使报刊具备了非常明确的影响公共舆论的特征。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政治气氛极为激奋，报刊的影响使政府深感忧虑。1801年，«反雅各宾派评论»（Anti-Jacobin Review）这样讲到：

我们早就认为报纸在这个国家的出现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不幸之事，而由于报纸依靠其广泛的流通取得了支配性的影响，我们只能视其为一种最令人痛惜的灾祸^[58]。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分析说，自18世纪中期以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报刊的自由和政治地位成了它的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由于报纸已经开辟出一个广阔的市场，一片繁荣，于是，报刊就和“那些与它有着相似历史的事物一起，开始试图在国家治理中取得更大的权利分享”^[59]，进入我们所说的“第四等级”话语体系。英国报刊史学家达成的共识是：18世纪在英国报刊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8世纪最后30年的变化，许多标志性的事件^[60]将报刊和政治以及公共舆论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了“参与的公众”并维持着英国大众政治文化，同样重要的是报刊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逐渐摆脱政治势力的控制、形成集体认同、依赖读者和广告为盈利方式，现代独立报业由此初现端倪，并最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自身赢得了“第四等级”的称号。

18世纪见证了英国社会的世俗化趋向，即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和大众政治的勃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世纪中，公共印刷品，特别是报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一方面，将政治精英们讨论的政治议题拓展至中产阶级乃至普通下层民众的视野中，供他们讨论与交流；另一方面，将下层普通民众的观念、想法与生存处境带入政治精英们的视野中，使他们在统治的过程中能够协调、包容甚至作出让步。这些特征本身构成了英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是英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延续和继承。

除此之外，研究18世纪的英国历史，不容忽视的变革之一还有其宪制的革新，在多元和迅速变革的18世纪英国社会中，出现了包含在宪制革新中的话语表述方式。这种政治话语包含着对17世纪政治革命的历史性传承，也包含着对新的一个世纪社会政治资源更加合理分配的诉求，在这样的政治革新话语中，“第四等级”一直是一个关键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