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早期，英国社会仍旧是一个等级观念极为强烈的国家。此时的议会掌握在大土地贵族手中，他们对国家中新兴的、正在不断上升的有钱人心存芥蒂。他们担心有钱人将会腐蚀整个政治制度，损坏议会独立和臣民自由^[19]。英国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制度化政治的运作进程之外，他们的公民权受到出身的限制。拥有土地的大家族控制着那些小型的、没有代表权的选民群体。中产阶级很少能够享受到政治权利，此时，英国政治更多的是掌握在那些反对政治民主进程的精英阶层手中。从地主精英阶层选举出来的议会议员并非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但却被认为能够代表公众。据称这是因为乡绅阶层所具备的优良品质：他们在经济上独立的地位以及世袭的公共服务的传统。因此，统治阶级的主流并不鼓励大众参与政治进程。与此相适应的报业制度，如禁止报道国会新闻、制定煽动诽谤法、收取印花税、为亲政府报刊提供秘密津贴等，从政治、法律、经济等各方面实现对报业的规范^[20]。

然而，在18世纪发达的英国商业社会里，除了一个由贵族和大乡绅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外，还有一个“不能说完全独立或不同于贵族精英集团，但至少正设法从贵族精英的庇护和控制中摆脱出来，并时而与他们发生冲突的压力集团”^[21]。他们活跃在市镇里，在这些市镇里，商业寡头集团、平民激进主义者或者群众示威运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地产贵族们的控制范围。他们能够采取一系列策略，确保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当权者听到。于是，控制议会的精英们逐渐认识到，议会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地产精英的利益，还包括其他经济集团的利益。因此，狄金森指出：研究18世纪的英国，若不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想要了解英国18世纪的政治是不可能的；不考虑到被统治者政治上的要求、需要和反思，想要了解那些力图去统治他们的少数上层人物的政治也是不可能的；在贵族统治最兴盛的年代里，如果我们忽视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议会外的组织和政治思想，而去评价英国政治的真实特性同样也是不可能的^[22]。乔治王朝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对英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未来极为重要。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民众，所有政治语言、目标甚至手段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狄金森研究了18世纪英国的大选区的状况，表明在大的选区里选民的意志已经得到了极其明显有力的表现，这一点在当时大臣们、反对派领导人和公共舆论中已形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事件有：1733年兴起的反货物税法案的“指令运动”；1739年和1742年的反对沃波尔（Robert Walpole）首相的外交政策和内政方面滥用职权的行为；1735年的反对犹太人法和1756年因丧失米诺卡而引起的抗议。这些运动均涉及选区里汹涌澎湃的反行政命令的情绪，也涉及人们对议会议员施加压力，要抨击政府政策和缺点的决心。于是，这些大土地贵族和他们的辩护者们在议会和出版界掀起了一场舆论话语的战争，这场战争在18世纪上半期尤其激烈^[23]。激进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人都知晓如何利用报刊的力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他们还通过与选民俱乐部、压力集团，甚至是示威群众的交往来影响舆论。尽管议会内反对派常常能够成功控制并限制中下层民众的政治主张，但他们无意间帮忙创造了一个议会外的力量。

在将统治者的行为告知公众方面，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世纪，印刷业在英国广泛普及，小说、期刊、报纸和儿童文学连同书籍、小册子、布道稿本和民谣叙事诗等均是常见的印刷品形式。其中，作为定期出版物的报刊蓬勃发展，不但数量和种类增长，更重要的是报刊成为许多人，特别是精英和中产阶级进行自我认知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方式。政治精英中的各个敌对派别纷纷出资赞助出版商、印刷商和记者，这些行为间接地使媒体在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印刷品均与政治问题相关，相关讨论将政治议题带出了宫廷和议会狭窄的圈子。它们成了表达和传播民众对政府异议的主要手段，特别是报刊，对伦敦中产阶级和生活在其他大城镇的商人、店主、工匠和专业人士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4]。这些享有参与政治议题讨论和出版自由的媒体自身也成了18世纪早期英国政治生活的显著特征。不说别的，仅18世纪五六十年代，报纸、印刷品和政治小册子中所展现出的唇枪舌战的范围之广度和激烈程度就足以证明公开辩论的活力和政客们急于参政的心情^[25]。沃波尔首相也不得不承认议会外运动的力量，他坦率地说道，“如果伦敦市有意以这种方式与他作对，他无法抗拒，只有屈服”。首相的同盟者——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被公共舆论的表现方式惊呆了，他说：“如果我们一意孤行，不理睬民众，我们执政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26]

与报刊共同对18世纪中后期英国大众政治文化发生影响的还有各种辩论协会、政治俱乐部与志愿者机构。从提供基本社会保险的拳击俱乐部，到文字、辩论、哲学和交流俱乐部等，不一而足^[27]。特别是在伦敦，人们聚集起来，讨论当下的与长久以来他们关注的政治问题，这些辩论协会与俱乐部具备显著的商业特性，人们——男男女女——交不多的入场费就能在里面参与演讲、倾听辩论。在当时的报刊上经常看到它们刊登的广告，告知公众辩论的内容。1773—1779年的七年间，在报纸上看到418个辩论会的广告，1780年一年就有295个这样的广告，1780年全国有这样那样的“讨论协会”共33家^[28]。这些辩论会为人们提供指导和娱乐，它传授礼貌和体面的处理国家事务与个人事务的方式。整个国家都在痴迷于公共演讲术，人们在这里获得话题、进行辩论、提高演讲技巧。(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不能不提的是英国的咖啡馆文化，它们培养起来以信息灵通为荣的文化氛围。城市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都有一种使外国旅人感到惊讶的习惯，人们聚集在咖啡馆大声朗读报纸并加以评论，“他们正处于一个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结合点”^[29]。到1709年理查德·斯蒂尔创办«闲谈者»时，伦敦已经有将近500个咖啡馆，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固定客户。比如圣詹姆斯路上的怀特巧克力屋咖啡馆是时尚人士的聚集地，可可树巧克力屋咖啡馆是托利党人的聚集地，圣詹姆斯咖啡馆是辉格党人的聚集地，诗人和评论家经常光顾愿望咖啡馆，牧师们去Truby咖啡馆，学者去Grecian咖啡馆，劳埃德咖啡馆里聚集着商人们，要想以最快的方式获取关于外交事务的信息就要去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的温莎咖啡馆，“店主、航运经济人、政治家、花花公子、异教徒、天主教徒、贵格会教徒、二世党人……无论你持有任何兴趣，都能在伦敦咖啡馆找到相应的安身之地”^[30]。1710年，约翰·沃内（John Warne）爵士甚至要说服并资助在斯托特拉福开咖啡馆的贫穷妇女一直为客人们提供伦敦的报纸，这是因为竞争的咖啡馆也得到了其政治对手的资助。

此时的英国戏剧业为塑造公众文化氛围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8世纪二三十年代，伦敦剧院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其政治作用日益加强，在1737年政府通过新的«许可证法案»（Licensing Act）之前，伦敦的剧院与报刊一直充当论坛，掀起了一场政治与社会批评运动。例如约翰·盖伊（John Guy）的«乞丐的歌剧»，就将乔治二世的宫廷描绘成一个小偷的厨房，将统治阶级的观念与伦敦黑社会的道德观念等同。亚历山大·蒲柏的«群愚史诗»、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博林布鲁克的«匠人»周报等^[31]，他们呼吁乡村价值观念，批判18世纪初重商主义造成的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以及沃波尔政府的腐败^[32]。

18世纪的民众政治提醒上层统治者们，那些在议会中没有发言权、选举中没有选票的人也可能会通过自身的方式迫使他们履行责任，无论是波及广泛还是只影响本地。18世纪的暴动反复向后世的人们清楚地呈现着英国人是自由人而非奴隶，他们享有不受压迫的权利、享有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权威的自由，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权利同样还包括出版自由、向国王和议会请愿的权利以及自由集会的权利。这些斗争的结果表明，对于公众的不满来说，仲裁和安抚是比惩戒和压迫更好的补偿办法^[33]。无论是对辉格党还是托利党而言，赢得议会外阅读公共印刷品的人们的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英国报刊业也取得了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