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英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的强盛主要基于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对财富的追逐离不开其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整体的世俗化进程。

16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开放了宗教宽容的闸门，宗教多元化顺势而起；由国家或教会强制实施宗教顺从的时代结束了；职业竞争促进了教士们向更加专业的角色转化；国教和一些竞争性小教会之间权力平衡的转化；越来越虔诚于非教条的世俗生活；对圣经的逐字逐句解读产生新的怀疑态度；无信仰和宗教淡漠广泛传播；新的以理性为核心的出版物代替了基督教世界观；教会最终也渐渐适应了这些变化^[2]。人类知识的进步，理性、财富、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已经渗透了18世纪的英国社会。

这样一个世俗化社会的形成包括了如下变化：人们日常参与教会的活动减少了；严格遵从宗教教义的人也随之减少；知识体系中缺乏教会思想指导；社会文化中日益减损的宗教权威；教会角色的转变；伴随神学严格性下降而来的世俗崇拜；不断增加的对世俗价值的强调；以及对神权表达个人信仰的民众数量的下降。识字率的提高让民众越来越摆脱教会指导，一系列世俗工作的出现提供了一系列与教会竞争的服务，地区教士们不再是地方社会的重要人物，律师、医生、作家、出版商、科学家、知识分子等专业人士纷纷出现^[3]。人们对宗教的衰落与社会的世俗化趋势持有以下两种大致相对的看法。

一方面，人们焦虑由商业的传播和奢侈的生活态度带来的腐化危险，人们认为商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对宗教信仰只会起到反面的作用。1757年，约翰·布朗（John Brown），一个极度悲观的纽卡斯尔牧师，对当时的国家状态发表了悲观的演讲。他认为宗教的衰退是全国性的奢侈导致的，财富的增加使得民众更加世俗并忽略他们的宗教义务。1729年游览英国的孟德斯鸠观察道：“英国根本没有宗教；四五个下院议员一起去做弥撒或听议会的布道……如果有人谈论宗教，所有人都会笑。有个人曾这样谈论我们的时代：如果我认为存在信仰问题，所有人都会发笑……有个考察宗教状况的委员会，但是这被视为一个笑话。”^[4]此时的伦敦中产阶级乃至下层人都模仿上流社会的风尚，任何人只要穿的像个绅士就会被当作绅士对待。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评价道：“这显然便是一个金钱至上社会的标志，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价值观、社会差异和习俗传统统统让位给至尊无上的金钱。英国是18世纪欧洲富豪统治社会的一个例证。”^[5]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种对“提高”与“进步”的称颂，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从前有声音鼓励政府出台一种共同信仰以避免神圣处罚，现在民众认为世俗信仰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可以解释并进一步促进世俗化，渐渐地，民意开始接受无信仰或多重信仰。这种世俗化的趋向在政治上形成的最具革命性的想法就是：公民政府并非由神权确立，它是一个人为构建体，由人们建立，并通过人的行为来维持或破坏，宗教教义也不能决定臣民服从的性质及其义务范围。

良知和信仰的自由权利，在18世纪逐渐扩展到了所有对国家不构成威胁的人身上，即便有的人因为不属于国教而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所有国民都被允许为纠正不公向国王和议会请愿，而出版自由也日益普遍地被当作对英国式自由最有利的保障之一。这样的思想很快在中产阶级与下层民众中散布开来，并与启蒙运动思想一同推动英国政治与文化发展。

启蒙运动从生产、贸易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和科学的理性中汲取力量，它的最伟大的斗士则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阶级，是那些最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商业集团、经济上的开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制造商和企业家。

若干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政界的、职业界的、陆军的或者海军界的，已经逐渐形成于本王国，这里面，势必包括了许多举足轻重的人，他们有第一等的地位，第一等的能力，第一等的财富和第一等的精神。这些新利益必须有他们的代表，必须被允许在国家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他们可能会心生歹意，摧毁那些不允许他们参与的制度。^[6]

他们作为未来社会积极、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征，组成协会，于是科学、工业、文明风尚和政治上的先进思想均从这些学会中涌现出来，在这些学会中不存在阶级差别，人们以无私的热忱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www.daowen.com)

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竞争的职业，特别是作家、出版商和知识分子。他们聚集在咖啡馆、酒馆、俱乐部、各种协会和时尚的上流社会的包厢中，构成乔治时期文化界的一道显著的风景。他们运用自己的“软实力”，纸和笔的力量，在一个识字率不断上升的年代，加速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流^[7]。

政治纷争和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作家们营垒分明，支持不同的党派。对新闻的需要为咖啡店扩大市场提供了良机。文学公共领域与公民文化的初现端倪源于以理性、经济和科技发展为基础的世界观；文人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以及一个获得了一定的尊严与自主的著作界的产生；不断成长并壮大的中产阶级，工匠阶层识字率的增长，以及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心；两党制的发展——虽然托利党与辉格党一致表现出对人民的不信任，并在可能的制度民主化前尽量保持缄默，但当他们各自成为在野党时，他们均需要报刊来宣传各自的主张与观念，这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公众的知情权与报刊业的言论自由，进而使得公共空间得以拓展^[8]。此时，一批著名的评论期刊在英国名噪一时，它们是著名文学家参与主办的«每周评论»（Weekly Review）、«闲谈者»（The Tatler）、«旁观者»（The Spectator）三大评论期刊。1704年2月19日，丹尼尔·笛福筹划创办«每周评论»，每期刊有政治、商业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常附有副刊，至1713年停刊。1709年4月12日，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创办«闲谈者»，每期两页，每周发行三次，以戏剧、文艺作品、小品文为主，绅士淑女们争相购阅。艾迪生（Joseph Addison）描述说：“有一种政治幽默在英国人民中迅速普及，在造就这种幽默的一切办法和手段中，最流行和最普及的办法，恐怕是用报纸来报道国家大事，再也没有比这一潮流更有效的办法和手段了。”^[9]1711年«闲谈者»由于政治原因停刊，斯蒂尔与艾迪生合办«旁观者»，艾迪生宣称，“他要通过这份杂志，将哲学从图书馆、研究院带至俱乐部和咖啡屋……”^[10]«旁观者»和«闲谈者»通过艾迪生的定期小品文，在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制造了有组织的公共舆论。

到了1710年，作家群体与报界总体上更加强大了。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成名时，政治写作的影响已经具有很大的威力。对于托利党人而言，权力的重心已经由议会转向报刊。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同盟的举止»有力地促成了马尔伯勒公爵的倒台；笛福能够敏锐而准确地知道公众的趣味，并且对时代有着深刻的洞见。他深知作家是否受欢迎取决于读者，他将辛辣而具有说服力的政治批评与国内新闻和轻松的社会随笔融为一体，将报刊变成为一个具有首创精神和改革精神的新闻工具，他还试图让报纸取得他所期望的独立。在他们的努力下，新闻业不再依靠赞助人的施舍。定期出版的文章结集成册，为人们提供新鲜的思想，成为道德水平更高、富有教育意义的轻松读物^[11]。与此同时，地方报刊业也迅速发展。根据G.A.克兰菲尔德（G.A.Cranfield）对地方报业的研究，1714—1782年，地方报业从22家增加至约50家。除了数量上的增加，这些报刊还孕育了一种中产阶级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依托伦敦大报与省级报业上大量的关于公共事务的报道，以各种俱乐部、政治社团和当地咖啡馆为中心，致力于提高读者的政治意识，为中产阶级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打下了基础^[12]。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用纸张供应和印刷成本的数据，来说明印刷业的垄断对英格兰的启蒙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初，英格兰大约有180座造纸厂，每年生产6万令纸，包括供国内消耗的“低档次”的纸和白报纸，总金额在3万至4万英镑。173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278家造纸厂，338座纸浆池，对同期荷兰造纸公司形成巨大冲击。18世纪末，联合王国共有造纸厂500座，每年生产手工纸1万吨^[13]。也许，一个名为威廉·赫顿的伯明翰富商发迹史，能够说明经营图书造纸业带来的利润。他1741年以一个织袜工的身份来到伯明翰，然而却建立了一个小型书店和流动图书馆，后来从事书刊装订和造纸业，到1768年所积累的财富已到2000英镑之多^[14]。

与文学公共领域一同成长起来的是一批报刊的读者。让·诺埃尔·让纳内（Jean-Noёl Jeanneney）指出，这批读者大众是由17世纪的政治动荡所造就出来的，他们成长于18世纪初期英国经济飞跃中^[15]。1694年出版许可证制度被废除之后，新闻成了可出售的商品。战争结束后，新闻记者、邮差、报童的立场，用艾迪生的话来说：比士兵的立场还要坚定。他描述了这一时期这些行业从业者们的状态：“他们攻城略地，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比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士兵在静卧时，他们却在组队发起进攻。当围攻的士兵在战壕里静候时，他们已经向许多地方发起了总攻。在将军们大功未成之时，他们已经给我们夺取了若干重镇。当我们最伟大的将官庆幸打了一个平局时，他们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尤金王子在战场上击杀数以千计的敌人时，布瓦耶已经杀死了上万的对手。”^[16]

在报刊及其从业者的引领下成长起来的这批人，对他们的政治权利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当他们认为这些权利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就会挺身而出捍卫自由的传统所赋予他们的权利。这种他们所尊奉的自由传统，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所设立的封建领主与封臣间的契约型关系；«自由大宪章»确立的“王在法下”的宪制传统；以及都铎革命所形成的“王在议会”的国家主权观念。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与关键事件均在形塑英国自由精神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17世纪倡导的宗教宽容政策^[17]与内战时期印刷文化所催生的民众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塑造崇尚自由与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公众打下了基础。

因此，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要求对公共舆论作出更有效的回应的呼声贯穿始终。1689年革命之后，议会的地位日益重要，公共舆论作为权力基础变得更加有效，在该世纪的后半叶，议会考虑民心民生，在政治决策上作出了许多让步。那种认为“议会从来不同情艰辛劳作的穷人，并且从来不会被社会最底层的申请所打动”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地方，政府当局都渴望维持法律和秩序，以保护财产并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很多动乱和众多其他形式的抗议均会迫使议会采取行动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承认人民的不幸，采取各种校正措施对人民的控诉进行补偿，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改善穷人的处境。狄金森总结了这些暴力抗议与游说活动，它们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90余次请愿活动，迫使议会在1721年采取法律行动禁止外国印花布进口，避免纺织行业工人失业；工人们意识到：如果有足够大的压力，那些统治精英也会为着工人们的经济利益行事。下层民众更多地采取暴力、群众抗议和工业骚乱等形式，狄金森将其统称为“大众政治”。他的研究表明，普通下层民众的暴动作为一种颇具经常性和广泛性的地方活动，贯穿了整个18世纪英国的政治生活^[18]。

18世纪英国社会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如下：有地产的精英阶层与其他有产人士的联系，以及他们对法律规则的接受；议会的作用更加突出，所有公民均享有公民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宗教宽容，虽不够坚定但态度诚恳；经济中商业部门的重要性；中产阶级秩序的扩展；城镇和其欣欣向荣的城市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英国社会的特点都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的、并塑造许多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决策。这种由英国社会的中下层引导的政治文化，同时也是一个精英统治阶层必须与之发生联系并应该很好去适应的政治世界，即下文将提及的大众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