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年，詹姆斯·密尔遇到了边沁，自此之后的多年里，密尔一直跟随边沁学习，彻底理解并大体采纳了边沁关于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全面观点^[62]。他认为，边沁是对英国现状最伟大的质询者。“他的作品被大批有思想的英国人所接受，通过边沁的努力，权威的枷锁被打破，从前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公理开始动摇，并被要求重新自圆其说。”^[63]与边沁相同，詹姆斯·密尔就新闻出版自由也有着长期的关注与思考，自1807年以来，他就为维护新闻出版自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功利主义的论战平台«爱丁堡评论»上，它们凝聚着詹姆斯·密尔对新闻出版自由这一问题前期的思考结晶。

1807年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这篇文章表明：新闻出版自由是最无法估量的对公民个体的保障，因为它是实现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詹姆斯·密尔为“新闻出版自由从未在英格兰存在过，而人们却对此默不作声”而感到惋惜。1811年，同样是在该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密尔质疑英国诽谤法，他说：“如果人们能够多一点耐心去思考他们所持有的观念——法国大革命是由新闻出版自由引起的，他们就会赞成如下的观点，即：如果法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话，那么革命永远也不可能发生！”^[64]1815年，他再次撰文捍卫新闻出版自由，试图为新闻出版自由奠定法治基础，因此他的立论即是为其提供法理基础。

边沁借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布莱克斯通在其«英宪精义»中讲到，任何人都有将其情感表露于公众的自由，对此的限制就是损害新闻出版自由……但如果所出版的内容不当、造成伤害或非法，那么他就必须承担由自己的鲁莽和冒失所造成的后果。”^[65]然而怎样来认定“内容不当”，“造成伤害”或“非法”呢？艾伦巴罗爵士（Lord Ellenborough）指出，如果说这个出版物疏远了人民与国王的距离，引起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那么它就是诽谤性的。詹姆斯·密尔讽刺他道：“指摘政府过失势必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因此，指出政府过失在英国是无法被容忍的自由。”德劳姆告诉我们，当他得知英国没有一部法律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时他是多么的震惊，直到有人告诉他，在英国新闻出版自由是存在的，因为它没有被禁止过。但这位天才很快就会发现，英国有足够的法律去反对它。“事实上，在这个国家中新闻出版自由并不存在也从来未曾存在过，只是人们视而不见罢了……对许多机敏的记者而言，很难做到责难公共政策却不指责公共人物。”詹姆斯·密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要那个犹太人割掉他的肉而不流一滴血一样。”因此，不是新闻出版自由出了问题，而是针对它的法律出了问题。那么究竟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1821年，詹姆斯·密尔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发表了«论新闻出版自由»一文，系统地阐发了他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这篇文章成为他关于这个话题的最著名论述。文章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在涉及个人名誉权与政府运作两方面时，报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他所提出的问题即可看出，他是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个范畴中对新闻出版自由加以考察的。在指出报刊可能侵害个人名誉和影响政府正常运作的同时，他强调“正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将报刊限制在不适当的限制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密尔强调报刊应当享有自由。在文章中，他集中探讨了“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的自由”与“善的政府”间的关系。

首先，密尔认为必须为民众保留抵制政府的权利，绝对服从的民众、缺乏批判精神的民众只会导致普遍的政治腐败和政府的机能退化；但另外一方面，政府应当富有效率，不受阻挠并受到保护，否则所有现存政府所带来的利益都将终结。然而，这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报刊煽动民众拿起武器抵制政府是对政府的侵害，因为“除非达成普遍的共识，人们是绝不会拿起武器抵制政府的；而如果这样的共识只需规劝就能促成”，那么，在他看来不规劝也会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归根结底，这种侵害与报刊无关。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使报刊拥有了“规劝”政府行为的权利呢？

在密尔看来，导致政府统治不利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知道他们统治不利，或者尽管知道并愿意改进但却无从下手；另一种情况是那些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尽管统治不利，但却并不想做出任何改进。所以，所有有关政府治理的信息，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民众而言都应当被掌握。信息的产生依赖于任何一个对问题有着见解的人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说明观点形成的依据，那些不同意这些主张和观点的人同样应当阐明自己的异议。所有社会成员应当就某一问题获得一切知识和信息，这样，通过知识、信息与观念的传布，每一个问题都获得了被人们最充分了解的机会，这一切，均依赖新闻自由。对于那些统治者不愿改善的有缺陷的政府机构而言，除非有关政府缺陷的信息在民众中散布开来，唤起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使统治者意识到对他们置之不理是不明智的举动，否则，这种状况将永远无法得到改善。因此，“新闻自由是人民能够获取的使真理普遍传播的唯一保障，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公开反对它”。(www.daowen.com)

密尔分析说，人民享有批评政府行为的自由，民众和政府均会从中受益。“在所有国家，无非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们享有用和平的方式合法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力，一种是人们不具备这种权力”。前者依赖于人民在选举政府官员时作出好的选择，如果选择是错误的，如果民众选出的代表或者无能或者不愿行使委托给他的权力，那么就会导致政府统治不利。“好的选择依赖于知识自由而无保留的传播与人们之间意见的相互交流。知识越充分越完备，做出好的选择的几率就越高；自由报刊能够为人们提供最完善的有关政治权力拥有者的特征、性格等方面的信息与知识。”在那些不知报刊自由为何物的国家，人民只能通过反抗谋求政府的改进，或使用武力来推翻统治者，或以诉诸武力相威胁，但是，即便这样，离开了新闻自由，人们虽然推翻了他们所憎恨的一套统治，却会被同样损害他们利益的另一套统治所替代。因此，新闻自由不但是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是政权安定的保障。“除非有一扇门为反抗政治治理不当而敞开，人民消极顺从的原则被采用，否则只会使政治腐败盛行，人民生活穷困、道德退化。”而这扇门就是新闻自由，由此可见，新闻自由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反抗治理不当。密尔解释说：“人民的不满是消除‘恶的政府’之不足的唯一手段，新闻自由是引发与制造民众不满的主要工具，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它是政治腐败、治国无方的检察官，它是政治安全至关重要的保障，它是人类利益最伟大的捍卫者。”

与边沁相同，密尔也相信政府经常为私利所左右。密尔指出：如果一批人被选出而握有政治权力，而人民却无从知晓他们是如何履行被赋予的权力，那么这些人无疑会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而为自身牟利，“恶的政府”带来的所有不幸就是这种情况的后果。离开了报刊自由，人们将无从知晓这些权力在何种程度被有效实施。假设人民所选出的代表行为不当，只要他所供职的政府腐败，治理无方，他甚至还会获得升迁。人们又怎样才能知道权力拥有者背叛了人民，滥用了权力呢？除非人们的手中握有有效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控制政府的行为，否则政府将无法避免自身的堕落（inevitably vicious）。新闻自由的目的就是准确报道每一个人民代表的行为，包括演说、建议和主张，使人们能够判断他的行为。如果人们不具备正确判断代表行为的手段，人们则无法行使这种控制使政府为民众谋利；同样，每一位公民应当享有自由发表有关代表行为的报道，形成自由辩论。因此，对一个社会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比人民能够正确判断政府及其官员行为能力更重要的事了。那么，密尔所提出的新闻自由，虽含有意见的公开市场之意，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监督权力的机构，为保障民主体制正常运转贡献一己之力。对代议制政府来说，只有报刊才能承担以下三个作用：（1）为选民做出明智的选举提供基本信息；（2）使统治者的行为被民众知晓；（3）将公众舆论告知政府。他总结说：限制新闻出版自由无疑是在做一种选择。如果是政府实施限制，政府就是人民思想的指引者，任何试图指引民众思想的政府都是独裁政府。30年后，«泰晤士报»主笔亨利·里夫再次回应了詹姆斯·密尔的观点，更加详细地讨论了报刊的地位与功用^[66]。

综合詹姆斯·密尔有关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主张，我们发现，他的有关新闻自由的言说都从未离开过宪制架构与功利主义政治学说所关注的焦点，即政治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并授权给一个“非独裁”政府，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这样的政治诉求意味着人们有权知晓什么样的政府机构能够最大限度地使人民免受灾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自己的政府想要成为那样“善的政府”。以此为前提的新闻自由意味着运用报刊自由谈论政治议题，监督甚或是批评政府治理不当，保证“善的政府”的实现。如果对报刊发表相反意见进行任何限制，就会妨害人民从报刊中受益，那么善的政府就根本无法保证。正是因为这样的论述，四十年后，在詹姆斯·密尔之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中，才不再讨论出版自由。他说：“这样一个时代，说对于‘出版自由’，作为反对腐败政府或暴虐政府的保证之一，还必须有所保护，希望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假定，为要反对允许一个在利害上不与人民合一的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硬把意见指示给人民并且规定何种教义或何种论证才许人民听到，已经无需再作什么论证了。”^[67]在斯图亚特·密尔看来，新闻自由、报业独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们的意义已明晰到了不证自明的地步。

经过边沁与詹姆斯·密尔的努力，报刊出版自由以及关于诽谤的认知又向前发展了一步。1821年一份报刊观察到：“原先被视为诽谤的刊物或文章仅仅攻击具体的施政措施或个人，现在却攻击宪法和政府机构；原来的目标是将内阁赶出其位，现在却是将国王赶下王座并颠覆宪法。”^[68]鉴于19世纪早期议会改革是英国政治改革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所以对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们而言，对报刊功用的考察与政府体制改革、议会改革紧密相关。因此，他们才会发展出这样的观点，即，在公共场合讨论与批评政府机构是与统治阶层进行抗争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围绕在边沁身边的一批激进的改革者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报刊出版自由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