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柏克是否说了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话，现代报刊史学家更倾向于将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起点定在1771年——报刊获得报道国会辩论的权利的那一年。根据J.A.威尔逊·甘（J.A.Wilson Gunn）的考证^[105]，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源头应该归因于J.路易斯·德劳姆的相关表述。

J.路易斯·德劳姆出生在瑞士日内瓦，成年后移居英国并成为英国公民。他以对英国宪制的专著«英格兰宪政»而闻名，该书初版是荷兰语版，于1771年发表，1775年被译成英语，之后被多次再版。在这本书中，德劳姆根据对英国宪制的优越之处细致的观察，将英国宪制与其他国家政体架构进行对比后，倡导改革。他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者之间的平衡作为政体改革的目标，同时还高度赞扬政治体制中代议制民主的作用，并竭力主张扩大选举权。但他却反对同时期的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之一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提出的直接选举。德劳姆的著作不但影响了美国建国之父们的政治主张——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就评价说，德劳姆的著作是宪制主义最优秀的著作——并且影响了挪威的政体制度。

在涉及报刊自由一章中，德劳姆将自己与孟德斯鸠、卢梭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作比较，他认为，虽然这些倡导自由的先驱们大加赞美古罗马共和体制中人民的监督审判权，但只有他自己更进一步发展了关于自由的观念。在谈到报刊出版自由时，他指出：立法的不足和有法不依是宪制中的顽疾，若想纠正体制上的弊端就必须有一种能够产生卓越成效的权力。这是一种监督和审查的权力（censorial power），它来自公共舆论的表达和发布，它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与人民的意愿密切相关。人民为自己代言，发表自己的意愿，这就构成了具备审查权力的法庭，报刊自由则是这种审查权得以产生预期效果的坚实保障。报刊所享有的这种权力是一种“补充性权力，是对无法避免的法律不足的补救，是一种审查，它所要审查的对象则是那些所有具备公共权威的人，或者说是掌握公权力的人。只有当这些人意识到他们所有的行为均被置于公众检审之下，他们才不敢从事不公的行为、秘密的阴谋或是极端的邪恶等。那些执掌政权的人们如果离开了公众的视线，在暗中行事，那么以上种种行径对他们而言就会习以为常，甚至不会有任何负罪感，当然，公正也就无从谈起了”^[106]。

因此，德劳姆得出结论，自由的报刊与出版业是英国自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报刊出版自由构成一种平衡，它赋予人们在宪制体制中影响政府行为的能力。“对报刊的长期压制使整个英格兰都陷入沉寂之中，经过英格兰人民长期卓绝的努力，报刊才刚刚获得了自由。英格兰的监督审查权来源于人民，并且由报刊提供保障和支撑……对统治者而言，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107](www.daowen.com)

德劳姆意图赋予报刊政治上的功用，这与当时报刊业争取自由独立的倾向相吻合^[108]。与此同时，在18世纪的英国，很多政治改革家都提出复兴古罗马人享有的对政府的监督审查权。德劳姆的论述一方面成为报刊争取自由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回应了政治改革派的诉求，虽然他没有直接将报刊称为“第四等级”，但上述表述实际上已赋予报刊第四等级的检审政府公权力的功用。

走笔至此，我们大致已经能够看出，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报刊的影响力，并试图将报刊自由与民主宪制相联系，让报刊在政治统治中发挥其被赋予的“第四等级”的功用。

通过对以上相关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性结论：虽然麦考莱爵士在1828年第一次明确地将议会中的记者席称为“第四等级”，但事实上，早在1770年代，瑞士人德劳姆在游览英国时就已认识到英格兰报刊所享有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检审；而在托马斯·卡莱尔那里，文字、印刷、报刊已经成为支撑英国人民主事业的制度性机构。由此可见，报刊作为“第四等级”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术语，它关注的是报刊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宪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政治治理过程中所应起到的作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