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的“引用”的确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也并非全无来由，这就要从柏克本人谈起，来考察另外一种可能性。

埃德蒙·柏克，1729年1月12日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律师家庭，1744年至1749年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法律，1750年前往伦敦中殿（the Middle Temple）继续学习法律，然而却因对文学的喜爱与追求放弃了法律。先后著有«自然社会辩»«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起源的探讨»。1759年，柏克担任爱尔兰总督威廉·J.汉密尔顿（William J.Hamilton）的私人秘书，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770年，柏克开始从事政治问题写作，贯穿于其政治著述中的是对凝结在英国宪法中的自由传统的尊重与关注。

«法国革命反思录»是柏克于1790年发表的对于法国革命的认识，这本书是19世纪乃至20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同时也是理解柏克本人政治思想的关键著作。在书中，柏克严厉地批判了法国革命，但其初衷并非是对法国旧体制的辩护，而是对推翻旧体制所采取的激进方式的批判。

他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因此，政治变革也应当是有机地进行，它应当是有组织地而非无序地、渐进地而非激进地、尊重传统地而非颠覆传统地。在这个过程中，应当由独立于政治斗争和统治阶层权力系统之外的批判性机构为公众提供信息。这些无偏见私欲的机构，如新闻业，没有政治野心，却置身于政治进程之中，它们是实施政府权力必不可少的附属物^[97]。这是因为，代议制民主体制中民众不能直接影响国家权力。而那些经选举掌握权力的人必须使人民信服，他们是本着全体公众的利益来行事的，他们不会滥用公众赋予的信任。毕竟，公众的信任是他们得以当选的原因。这样，人民必须保有要求信息的权利，因为“那些在黑暗蒙蔽中行动的人是不可能自由行事的”^[98]。(www.daowen.com)

在其政治哲学中，柏克反复地强调公众意见、公众舆论以及民众审查的权利对于建立一个自由国家与“善的政府”的作用。柏克这样理解英国的政治传统：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公民，应关心他们的法律是否是公众意见的产物，人民不可能愚蠢地让国家行政系统由他们不能依赖、不受公众爱戴和信任、不适合掌握国家命运与权力的人去执掌政权。人民具备选举行政系统代表的权利，他们享有选举文职官员、决定其薪酬和荣誉的权利，这是英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首要优点之一。“倘若缺乏这一点，或没有与之相当的某种措施，人民就可能无法长期享有自由的实质内容，也肯定不会产生善政府的活生生的能量。”^[99]正是全体人民对每一项特定职务清楚审查的权利构成了英国宪法中最高尚、最精致的部分。“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和显要人物，在立法中被赋予了审议的权力，国王则被赋予了否决的权力；人民则通过议会拒绝支持政府而享有否决的权力。这样的控制权在过去使内阁大臣们敬畏议会，使议会尊敬人民。如果对行政系统、行政人员的此种控制权消失了，议会和所有的权力，一切的一切都会丧失。”^[100]“我们的政体，是站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物之上的，四面是陡峭的悬崖和无底的深渊。朝某一侧移动它，是异常危险的，这容易倾覆它的另一侧……由平衡的权力组成的宪法，永远都是至关重要的。”^[101]由此看来，柏克所认为的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必定有预防的功能，也有矫正的功能，而非单纯依靠事后的惩罚来保障国家的安全，因为惩罚向来是滞后和不确定的东西。

对柏克的理解，必须突破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解释路径，将其放置在英国现代政制发展的背景中来认识。18世纪的英国，关于政体的混合性质的理解显然是主流，特别是经由孟德斯鸠的观察和概括，使这种认识得到了强化，柏克是最早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观念引入英语世界的人。三权分立论是孟德斯鸠对政治思想史的最大贡献，也是19世纪欧美各国政治家的信条。孟氏提出，制止权力的滥用是政治自由的神髓，要使政府的权力不被妄用，必先要使权力分立，从而互相牵制。无限制的权力不管是在君主手中，贵族手中或是在人民手中，都会危害自由。所以，只有权力不滥用方可得到自由^[102]。在柏克的笔下，乔治三世是一位试图颠覆宪法并意图实施个人专制统治的君主，然而，柏克的立意并非出于个人攻击，而是集中阐述国王的行为带来的“宪制威胁”。而议会，在柏克看来，在威尔克斯事件中显然已经超越了其作为立法机关的权力界限，开始行使司法权力，这就十分接近孟德斯鸠所谓的“当国家三种权力合并为一之时，一切都完了的境地”^[103]。柏克指出，18世纪的英国被孟氏作为其三权分立学说实践的典范。而思考英国宪制的人们，如果忽视了由自由报刊所体现的英国公众舆论的强大力量，就不能完整地理解英国宪制的精义。“自由报刊所承载的公众舆论遍及英国各地，它检审，甚或作为最后手段，控制整个宪制。”^[104]柏克是孟氏三权分立政治理念的信徒，也是积极倡导报刊自由的人，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卡莱尔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造成了引文上的“张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