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存在以下两种可能。首先,在此必须提及一位与卡莱尔同时代的人——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B.麦考莱。麦考莱于1800年出生于一个苏格兰贵族之家,他自幼博闻强记,22岁时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1825年因在当时英国知识界享有盛名的«爱丁堡评论»上发表«论弥尔顿»一文成名[91]。1849—1855年先后出版了四卷本的«英国史»,由于文笔流畅,叙事动人,出版后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还被译为多国文字。阿克顿(Lord Acton)评价他说:“麦考莱勋爵的政治事业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取得了巨大的业绩,或是推行了一项伟大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作为现代最清醒、最执着、最有才华的思想家之一,出色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92]
麦考莱对公开发布议会辩论的重要性以及议会中记者席的作用的观点,集中在«论哈姆勒‹英格兰宪政史›»一文中,该文于1828年9月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文中他明确将议会中的记者席比喻为“第四等级”。他说:
国会中的记者席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四等级。公开国会辩论,即使是最具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们从前都会认为是对公众自由保障的威胁,如今却被许多人认为是与其他对公众自由保障同等重要的保障,甚至比其他所有保障都更加重要。[93]
这段话出现在他论证议会下院特权与人民权利之间关系的上下文中,其目的是支持改革议会下院,扩大选举权。他指出: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的核心问题是王权与议会权力的争斗,议会曾经是英国人民自由的同义词,是英国法律体系中最珍贵与神圣的部分,现在却堕落成为可憎的类似戒严令的东西。现今斗争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成为以人民为一方与以国王和上下两院的联合为另一方的斗争。议会下院的权力来自公众的支持,这中间,议会下院中的记者们负有极大的责任,他们负有将下院有关改革与政策制定的信息通过报刊传播到公众中去的责任[94]。(www.daowen.com)
在文中的这段论述乃至整篇文章中,麦考莱多次引用柏克关于议会改革以及赋予下议院更多权力的论述。与他同时期的卡莱尔很可能在阅读麦考莱的这篇文章时不够仔细,而将麦考莱提出的“第四等级”当成了柏克的说法,因此,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才会出现类似的引文。经过这样的考证,可以明确一点,即麦考莱曾明确提出了议会中的记者席作为“第四等级”的说法,而这来源于他对报刊自由的理解。在其鸿篇巨著«英国史»第一卷中,麦考莱描述了1685年王权过渡时期英国人对新闻的渴望,其时伦敦的日报在不具备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艰难生存。1679年,许可证制度被废除,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可以印刷出版由自己负责的历史、布道或诗歌,而不需通过政府的事前审查。但这样的自由却将报刊排除在外,并且,未经国王授权,任何人不得出版政治新闻。直到1681年«排斥法案»期间,报刊才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自此之后,传单和报业之间进行消息的互动与互补,它们连同咖啡馆一起在信息传播与形塑英国人精神自由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5]。在研究斯图亚特王朝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时,麦考莱更是直接指出报刊自由与改善劳工状况的关系。他认为劳工们的不幸遭遇应该归因于没有报刊为他们发声辩护:“人们只有在充分讨论问题后才能正确解决问题……只有得知真相的人们才能形成公正的判断。政府的干涉只会使讨论不再自由,它通过影响人们的希望与恐惧来训导人民。所以,争取报刊自由的斗争不是不同观念间的争斗,而是观念与权力间的争斗。”[96]
由此可见,国会中的记者席作为第四等级,通过报刊将国会辩论公开发布,从而成为保障英国人民自由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记者席、记者席上的记者以及他们所供职的报刊这三者密不可分,在前三个等级——国王、由贵族组成的议会上院和由财产所有者组成的议会下院外,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第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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