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有意义的特定的实践活动在语言中的沉淀，因而每一个关键概念事实上都是自身彼此联系着的社会史和观念史，都反映着特定时空下人们在特定实践中所结成的关系^[49]。通过对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则为：一个基本概念，到底经由哪些重要环节才能渐次达到“四化”标准^[50]，嵌入人们的认知和经验中去，进而影响现代性的话语编制、公共判断和行为取向。本书旨在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方法，在历史的语境下追踪探究“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形成、兴起、沿革与变迁，考察它的变化性和连续性。这里的“历史的眼光”与“历史的方法”，是指透过触摸历史遗留物使人类特定的一种报刊文化观念通过记忆得以延续。

具体而言，本书采用观念史学派阿瑟·洛维乔伊（Arthur Lovejoy）的聚焦于“观念的单元”的研究方法，注重对“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的解读。笔者将研究的焦点搁置在英国报业思想传统中基本的思想观念——“第四等级”上，它在英国报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现代英国报业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一观念。所以，在英国报业思想的演进中，“第四等级”报刊观念就成了基本的存在，成了报刊思想演进与发展的“伟大环节”，影响着或者决定着社会与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的认知。除此之外，本书还将采用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即强调在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关注思想家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51]。追溯“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生成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探究它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被用于什么目的。

笔者设想具体的研究方法首先应当是文本细读，即系统地研读“第四等级”报刊观念赖以存在的相关政治学著作、报刊经营者与编辑的回忆录，同时考察文学作品与报刊上的社论、新闻报道，这些就包含了史学研究中所说的一手史料与二手史料。同时，将研究的焦点严格限定在英国的材料上，但鉴于英美之间的相似之处，研究还将力图关注同时期美国报刊观念与英国报刊观念的互动。

除此之外，本书还选取了一些典型个案。事实上，为了避免研究过于抽象，选取相应历史时段中的典型事例作为个案素材应当是非常适当的方法。笔者选取了英国18世纪至19世纪报业发展史中的标志性事件和代表性的报刊，来展现报刊与公共舆论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形塑“第四等级”报刊观念所发生的作用。简言之，即是“第四等级”报刊观念形成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历史事件，以及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历史人物，如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Herry St.John Bolingbroke）与«匠人»（The Craftsman）、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与«北方不列颠人»（North Briton）、报业争取报道国会新闻的斗争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第四等级”的报刊典范的«泰晤士报»。这份报纸应该很早就在整个欧洲作为一项重要的参照崭露头角，同时又是一个典范、一个传奇、一种象征。“回溯«泰晤士报»在19世纪所走过的路程，便能够展现出这一时期的媒介历史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52]我们知道，«泰晤士报»在初创时期只是为了推广新式排字机，动机极为偶然，谈不上什么政治作用。那么这份报纸是怎样发展成为西方新闻业的典范，成为“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代表的呢？它的内部制度设计与生产机制是什么？它的一系列转变与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互动或背离？本书最终想要探明作为公共领域典型机制的«泰晤士报»在19世纪中期，在培育一个更加民主、公开、透明的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本书将选取两任主编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时期和约翰·德兰（John Delane）时期的«泰晤士报»，从其历史实践来展示“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变迁和应用。

研究的问题与特性决定了本书主要涉及的相关学科知识有：历史学（特别是社会文化史、政党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应当提及的是，这种人为的学科划分也只是为了研究之便，多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技能，并借助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53]。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均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多种学科介入研究无疑会拓展研究视野，提升研究质量。

接下来，本书的主体内容将分五个部分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分别呈现。

第一部分，等级制国家管理模式溯源与“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提出。在这一章，笔者通过对等级这一概念的词源学与其历史渊源的考察，以及英国宪制与分权、教权与法治以及传统观念在历史中的实践的分析，阐明了等级制国家观念的历史由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文本的细描，考证“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究竟由谁提出及其具体义涵。

第二部分，政治哲学中“第四等级”的报刊观念。本部分从英国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设想入手，通过展示英国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及其与等级社会管理模式间的关系，来为全书奠定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作为“第四等级”的报刊是一整套有关政府、公民身份、公众舆论与报刊自由相互关系的理论，正如阿莱德·琼斯（Aled Jones）所说：“英国的报业自由从来就没有脱离过英国的政治文化而单独存在过。”^[54]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用社会分层概念来表达对报刊政治功用的期许，这本身就离不开英国中世纪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悠久的宪制传统。“第四等级”正是18世纪英国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打破英国宪制三个等级的基本架构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称谓。那么这一观念在英国近代政治哲学那里得到了怎样的论证？笔者将采用文本研习的方法，通过对近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报刊与社会、报刊与民主代议制度、报刊与民众、报刊与善的政府等关系的阐述，来分析政治哲学为这个观念所提供的理论支持。

第三部分，从政治革新的话语到作为“第四等级”的报刊，试图从历史过程来展现“第四等级”的提出、演变及其与政治、社会变革等的关系。在这一章，笔者梳理了18世纪英国宪制革新过程中，作为“第四等级”出现的常备军、英格兰银行、反对派、王室内阁等，即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其他社会或政治机构；通过这个观念与18世纪的政治革命、社会改革和知识界间的联系来解读它与宪制理念与制度设计的关系，并通过解读那些界定“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经典文本，来分析报刊是怎样进入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中以及它的具体义涵，从而为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语境。

第四部分，政治新闻业的历史实践，着重于报刊自身，即报刊在实践中如何回应并同时又建构“第四等级”。在这一部分，笔者选取了英国18世纪报刊发展史中的标志性事件来展现报刊与政治、公共舆论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形塑“第四等级”报刊观念所发生的作用。简言之，即是“第四等级”报刊观念形成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历史事件以及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博林布鲁克与«匠人»，威尔克斯与自由，朱尼斯来信与报刊业争取报道国会新闻的过程，以及«泰晤士报»的历史实践。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第四等级”报刊观念发展史上的“伟大环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观念一样，“第四等级”报刊观念也同样是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架构、报刊自身发展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到了1860年代，知识税的废除被提上议程，尽管对它的背景有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报刊在这个过程中是被许多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机构来看待的^[55]。在变化了的社会文化氛围与报业环境中，报刊是怎样调试的？这样的调试对“第四等级”报刊观念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知识界是如何回应这样的变化的？以上这些问题在本书主体内容的第五部分得以展开。

【注释】

[1][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6页。

[2]这段引文存在争议，到底是由谁在何时提出报刊作为“第四等级”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有具体的分析与阐述。

[3]Aled Jones，Powers of the Press：Newspaper，Power and the Pubic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Aldershot：Scolar Press，1996，p.XI.

[4]Frederick Knight Hunt，The Fourth Estate：Contributions Towards a History of Newspapers and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London：David Bogue，1850，p.1.

[5]Henry Reeve，“The Newspaper Press''，Edinburg Review，October 1855.

[6]Thomas Carlyle，Heroes and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New York：John Wiley&Son，535 Broadway，1866，p.147.

[7][美]詹姆斯·库兰：«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序。

[8]李小冬：«“第四等级”说小考»，«新闻研究资料»1991年第2期。

[9]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5页。

[10]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5页。

[11]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9页。

[12]同上。

[13]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9页。

[14]«‹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09页。

[15]许丹：«论“第四等级”一词传入中国的时代可能性»，«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6期。

[16]James Curran，英国报刊史学家，常译为詹姆斯·卡伦，也译为詹姆斯·卡瑞或詹姆斯·库兰。根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新华社译名室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68页），Curran应译为“柯伦”。鉴于此，笔者在涉及Curran的英文原著时，在行文中均将其翻译为“柯伦”，但是引用文献的译法均保留原貌，特此说明。

[17][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8]Paddy Scannell，“History and Culture''，Media Culture&Society，1980，Vol.2，No.1.

[19]Mark Hampton，“Media Studie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Media History''，Media History，2005，Vol.11，No.3.

[20][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文版序。

[21]William A.Hachten，The World News Prism：Changing Media，Clashing Ideologies，Ames，IA：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1，p.20.

[22][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www.daowen.com)

[23]Tom O'Malley and Clive Soley，Regulating the Press，London：Pluto Press，2000，p.8.

[24]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5]关于知识税废除与报刊在政治性领域的关系以及对“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影响将在本书第六章第一节“知识税废除中的第四等级”中谈及。

[26]George Boyce，“The Fourth Estate：the Reappraisal of a Concept''，in George Boyce，James Curran，and Pauline Wingate，eds.，Newspaper History：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Constabl，1978，pp.20 22，48 51.

[27]Martin Conboy，Journalism：A Critical Hist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4，pp.109-113.

[28][法]皮埃尔·阿尔贝：«世界新闻简史»，许崇山等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29]参见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30]参见吴小坤：«自由的轨迹——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32]参见[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六版）»，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原书名为：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The Press，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

[33]参见展江编：«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

[34]李小冬：«“第四等级”说小考»，«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第2期。

[35]参见展江、张金玺：«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社会的进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6]如«论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制思考»«论第四权力与司法权力的运行规律»等文章。

[37][美]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7页。

[38]同上。

[3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0][法]米歇儿·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页。

[41]公民术语的传统根植在古代世界的城市文化之中。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中都体现了这种公民观念，即：公共权力要被全体公民共同分享，公共活动要由全体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要由全体公民共同决定和管理。只有共同分享公共权力、参与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才能提升自身的德行，达到政府建立的初衷——培养美德。16至18世纪是“公民权利”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报刊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界于公共权力领域与完全私人领域之间的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作为个体的社会公民与公共权力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就体现在公民通过一定的传媒手段对公权力保持一种批判和监督，以助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42][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5页。

[43]夏春祥：«什么是传播思想史？谈传播研究中的历史问题»，«传播研究简讯»（台湾地区）1997年第12期。

[44]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1996年版，第5页。

[45]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46][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47][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8、194、206页。

[48]孙藜：«问题意识、知识生产与关系建构：关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思考»，«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

[49]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50]“四化”标准，是由概念史学家科塞雷克设定的，用来作为基本概念的筛选，它们是：民主化、时间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孙江将概念史/观念史研究的目标分为初始目标和进阶目标。初始目标是：澄清概念与知识累进。进阶目标为：从概念的考释角度观察社会历史的变迁，解析现代性的生成机理。通过对“概念丛”“反概念”的梳理和研究，以及对“概念”背后所暗含的“话语战争”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揭示近代话语编制和知识建构的具体历程。也许正是在后一种目标与意义上，斯金纳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没有“历史”。参见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51]李宏图：«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52][法]让·诺埃尔·让纳内：«西方媒介史»，段慧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53][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峰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页。

[54]Aled Jones，Powers of the Press：Newspaper，Power and the Pubic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Aldershot：Scolar Press，1996，p，23.

[55]James Curran，“The Press and an Agency of Social Control：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George Boyce，James Curran，and Pauline Wingate，eds.，Newspaper History：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Constable，1978，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