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本身之所以显得高贵就是因为有观念、有思想。严肃的人们总是向往有一个使得经验可以产生观念、产生意义，而这些观念又可以转过来支配行为的世界。撇开观念以及观念的效果，人便无异于野兽了。“观念是具有经验根源和经验身份的”，“所谓概念我们是指一套操作手续而言，概念和一套相应的操作手续是具有同一意义的……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37]。“用所从事的操作去界说观念的性质和用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后果去检验这些观念的有效性”，这样，观念史就不再是纯粹的和抽象的思想史，而是与行为和制度变迁有着内在联系的活的思想史，可以通过事件和行动效果加以验证的思想史^[38]。历来强调主观意图、思想观念和精神因素对人类行动所具有的决定作用，以此来探讨对社会的理解和阐释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39]任何一种可欲而美好的制度都来源于人类的思想道德观念，报刊作为“第四等级”对英国乃至世界报业发展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也就是说，正是不同的报刊思想观念支撑着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报业实践。

本书试图描述一种报刊观念与报刊实践之间的互动，观念对行为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用冈奎莱姆（Conguilhem）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所做的说明来看，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概念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40]。围绕着上述研究主题，本书力图探究英国报业关注政治、注重独立监督政府的传统从何而来？经过了怎样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标志性事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第四等级”怎样在19世纪初期成为英国报业的主流话语？在“第四等级”报刊观念中，英国报业如何被赋予政治期许？报刊应如何运作，或者人们期望报刊应如何组织？报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分别是什么？如果说英国公民社会为英国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作为公共领域典型机制的报业在其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41]？报业在公民社会权利与政治国家的权力的协商平衡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监督、约束政治国家为己任的媒体是怎样担当着培育理性精神、强化民主政府的角色？它是怎样作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活跃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研究希望通过英国报业与政府、市场、社会公众、政治理念等多重关系互动来分析“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历史沿革与变迁。

这种观念史的探求应归入思想史的研究范畴之中。而“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42]。事实上，各种学问的思想史都是孕育新观念的重要领地，传播研究的前辈们如汉诺·哈特（Hanno Hardt）、詹姆斯·柯伦等人一直高呼思想史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将新闻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作为可期盼的未来。相对我们较熟悉的新闻史与报刊史而言，思想史较偏重于观念及意义的部分。它关注的重心不只是历史事实，而是透过事实思考理解观念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性。在谈及传播思想史研究时，学者夏春祥指出：“传播思想史的构成可以是整个学科发展史上所出现过的观点，这些不同时间点上思考的痕迹就是传播思想史的重要资源。思想是一种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一种标示出方向的价值选择，一种避开现象游戏的深刻解读，有思想者始能澄明，有思想者坚守正义。也因为此，思想史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43](www.daowen.com)

同时，历史的视角可以使我们保持一定的“批判距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和廓清那些在当代语境下看起来十分模糊的事物和现象^[44]。“处境的根本相似性和根本问题的持久性，为思想超越历史视域而达到某种自然视域（natural horizon），从而获得苏格拉底意义上不同于‘意见’的‘知识’敞开了可能。”^[45]同时，正类似于个人有着自己的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化靠记忆来维系，也同样需要延续自己的记忆。回溯历史，丰富视野，延续记忆，能够使我们了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可能性，而不必屈于一尊。

这种特定国别下的新闻传播研究同时还蕴含着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它力图拓展人类的交流，通过理解他人在说什么，把在另一个舞台上表演的人们纳入我们的世界。”^[46]真诚地理解他人的经验，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在相对平衡的英国媒介历史发展轨迹中寻求媒介发展与社会合理发展的经验，或者说，媒介文化与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的经验，体会其媒介传播思想的独特性与生成过程，可以作为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信息时代的一种方案。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认为，自由与理性应当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价值”，假如将理性作为以民主的方式创造历史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在这其中当扮演重要的角色，或者用米尔斯的话来说，社会科学家应作为“人类理性的主要推动者”，社会科学则应当成为其“首要载体”，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首先是“必须使自己深入学术生活和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结构”^[47]。“独立自主地建构学科自身的对象，以特定的价值立场凭借知识生产参与到‘新闻业’的重构中去”^[48]，亦是本研究的初衷和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