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展宏观的、包罗万象的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或许难以确认特定的因果关系。有些经验证据似乎是试探性的或是薄弱的。尽管卡斯特的媒介研究和一般意义的网络视角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但仍然存在着应该激励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卡斯特的批评者们已经确认了网络视角尚未触及的领域，而新一代人可以就这些领域继续努力。

最当代的媒介和社会研究或是批评卡斯特的思想，或是与这些思想展开对话。曼纽尔·卡斯特的贡献不仅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是激发了若干新问题。当各种结果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时，因果路径就最难以辨认了。那么，何者为新？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卡斯特做出了最好的努力。

“新”是一种能力，即在世界各地全天候链接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以及加工信息的能力，后者能够在几秒钟内在国家、市场和复杂的金融产品之间往返转移数十亿美元。“新”是在不失去焦点和协作的情况下，穿越这个星球整合管理、生产和分配的能力。“新”是越来越凭借自动系统发动带有精确打击的即时基于空中战争（air-based war）的能力。“新”是一种全球媒介系统，能够在同一时刻将全世界的受众连接到一个广播台上，并能够为特定地方的特定受众定制资讯。“新”是在选定时间内作为横向的、全球的、相对不受阻拦的、互动传播系统的互联网。（Castells，2000b：113）

在某些重要方面，卡斯特或许还分享一些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仍然对人与组织之间的物质关系非常感兴趣。其研究的核心假设之一是：网络社会终将到达每一个社区。卡斯特的媒介视角是：网络社会的边缘仍与全球传播网络的核心相链接。而且，地方组织形式将让位于网络形式的步伐似乎是不可阻挡的。

观察社会变化的工作尚未完成，尽管这项工作会伴随卡斯特的媒介分析构架而推进。必须在没有实验控制的条件下通过观察向前发展的那种经验科学是有限的。但下一代媒介研究者肯定将会受到卡斯特业已观察到的结果的影响。

卡斯特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他后来的研究做出了充满信心的论述：网络社会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重要理论范式。不过，他的早期研究提出，网络社会不过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的一个结构性要素。他最终为了网络社会的名称（moniker）而抛弃了那些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名称。他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者进入了三卷本的《信息时代》和《传播权力》。评价一位研究者或一个分析框架的一个简约方式是根据强项或弱项来进行。但是，如果根据你在卡斯特的媒介网络视角中的所得和未得或所见和未见来评价他的贡献，也许会更加有意义。未来研究的其他两个领域包括：媒介网络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以及这些网络如何影响宗教实践。(www.daowen.com)

作为一位了解自己政治根源的学者，卡斯特已经使得网络社会的社会不平等研究成为一个重要领域。但是，伴随着构成网络社会基础设施的、不断变化的技术发展，有关这种不平等如何得以保留或克服的新研究总是有价值的。全球网络对于社会不平等具有什么影响？回想一下网络关系将全球城市联系起来，并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连接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firms）。流动空间的概念被用来导入卡斯特的文化生产观，但这个概念对于理解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分布来说，也是有关联的。全球金融中心的联系不仅仅把墨西哥城、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与马德里、巴塞罗那和米兰连接起来。它们是被连接在全球金融流动空间之中的中央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s），其中每一个中央商业区周围都是邻里社区，也就是相当程度上被排斥在强大的网络关系之外的地方。

我提出一个受到排斥的第四世界（Fourth World ）已浮现的观点，它不仅由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非洲和亚洲农村以及拉丁美洲的山区构成，也由这个世界的南布朗克斯、拉谷奴阜、釜夕崎和陶尔哈姆莱茨等地构成。第四世界的人口主要是妇女和儿童。（Castells，1997：8）

网络如何有助于构建贫困（structure poverty）？进入我们许多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富媒介世界的障碍是什么？新的赋权技术会是什么样子？

就文化与认同领域而言，宗教在网络社会的作用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媒介网络使各种文化均质了？还是在一种信仰统治另一种信仰方面发挥了某种作用？如果全球媒介是社会权力的新家园，那么，宗教机构会与民族国家遭受同样的命运，从而成为隶属关系的次要来源吗？有组织的宗教何时使用网络来扩大它们的影响范围？又是在哪些条件下获得了成功？如果宗教极端分子占有少数，那么网络会放大他们的讯息并增强他们招募新成员的能力吗？或者，温和与非暴力的信徒的网络会把极端分子降到社会最为边缘的子网中去吗？卡斯特的媒介研究已经激发了一代学者。不过，还有足够的灵感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理论只是一个研究工具”，他写道，“不是研究的最终产物”（Castells，2000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