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阐述我们从卡斯特的媒介网络视角得到的启示，但学界对于他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批评性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必须确认学界对于他的研究的回应，并确认其网络视角没有完全解决的那些问题，从而将卡斯特置于更宽泛的媒介研究者的网络之中。第一，某些专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了同样为卡斯特所引用的那些趋势和证据。第二，某些分析者认为，关于哪些输入带来哪些结果的因果联系，卡斯特并没有提供足够清楚的说明和强有力的论证。第三，虽然卡斯特声称对网络关系感兴趣，但他却没有使用社交网络分析来规范地建立这些关系的模型。第四，即便卡斯特关于网络关系的因果联系、证据解释和描述是可以接受的，但其发现也许还是最适合用来理解西方富裕的城市中心的社会生活。换句话说，相比边缘地区和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他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证据分析方面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关于卡斯特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种批评主要是不赞成他对证据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提出宏大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是：描述分析框架必须先于提供大量证据。当卡斯特说“（我提出了）对某种我试图传播的分析观点的解释，而不是证据”时（Castells，1999：294），他就承认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认为他的某些结论在直觉上是有道理的，那么，为了使这些结论更加可信，我们在以某种有目的的方式搜集大量证据方面，还要做许多工作。

在卡斯特的研究中，新的信息技术是全球化的原因之一，不过，全球化也导致了新的信息技术。而且，随着权力在媒介网络中找到了比在司法、军事和政府机构中更有效力（effective）的家园，国家的自主权下降了。但是，有些历史学家会论证说，国家从来就没有非常自主，总是与其他公民与宗教机构一起被嵌入社会语境之中。有些政治学家会说，国家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行动的能力。国家几乎没有“被逐步淘汰”，而且，既然信息管理一直都很重要，那么，它的官僚形式实际上也是刚刚得到转变。国家仍然是决定性的和进取性的机构，特别是在经济或政治危机的时候；如果没有国家的投资和监督，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就几乎不能建立。

在政治生活领域，很难找到只是“互联网候选人”的重要政治候选人。换句话说，有一些网络竞选活动设法使它们的问题变成国家的议题，或让它们的候选人上台。但是，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选举和立法胜利，仍然是由竞选捐助和公民领袖的魅力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社交网站上的竞选活动的支持者数量决定的。各种激进的公共政策选择，在志同道合的个人网络中或许很受欢迎。但是如果未被主要的新闻组织所报道，光有一个好想法是不够的。所以，尽管有些媒介对网络实施控制权的例子，但在若干重要的方面，政治生活一如既往。

此外，有证据表明，一切新的信息技术和上网工具对于政治（是否）成熟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在美国，似乎和20年前一样，普通成年人几乎说不出他们的领导人的名字，对于国际事务和重大新闻事件也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有线网络上的新闻节目更加多种多样，新闻网站的互动性得到了增加，教育水平也有了提高，但仍然如此（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2007）。

卡斯特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以下观点：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权力不再真正存在于国家之中，而是存在于由诸如迪士尼和时代华纳等公司，或如鲁珀特·默多克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等人统治的媒介网络之中。但或许矛盾的是他也做出了如下论证：权力存在于个人用户——他们分布于全球，并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和非常自主的内容来源之中。权力是被媒介垄断集团牢牢控制？还是广泛分布于日益成熟起来的公民之中？

实际情况或许是这样：存在着几种权力，它们由不同的行动者所掌握。卡斯特指出了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差异，后者是挑战统治和使社会关系达到平等的能力。不过，在成功地运用其反权力获得政治机构重大变化的社会运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很好的例子。就各种特殊问题而言，确实有许多主流之外的人的创新竞选活动和非凡胜利的小例子。在社会正义的事业中，当网络公民以创造性的方式使用数字媒介时，或许也有几个被卡斯特称之为反权力的小例子。但是，很难把这些少数例子叠加起来，并得出结论说，公共领域已经有了永久性的改变。

根深蒂固的政治利益集团擅长于同化挑战者，并擅长于学习新谋略。迪士尼和时代华纳仍然是我们大多数文化内容的制作者。贝卢斯科尼仍然有效地管理意大利，而默多克的媒介帝国则正扩张到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公民从电视中获取新闻，只在选举时才与政治新闻和信息发生互动关系。(www.daowen.com)

对于卡斯特的研究的第二个批评是：他几乎没有提供明确的因果联系。网络社会始于何时何处？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正如卡斯特承认的那样，新技术始终具有它们的先驱和发展历程。一个连接大学和军事计算机设备的网络的早期设计出现于1969年左右，光缆的设计时间是1971年左右，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微型计算机在商业上得到运用。但是，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最重要部分直到1995年才实现私有化。在世纪之交的网络泡沫期间，网络企业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发展。今天许多影响了流动空间的网络设备，都是到了2005年才开始商业化。为更迅速地分发更多内容所必需的宽带技术仍集中在北半球的富裕国家。正如卡斯特指出的那样，即便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发展起来了，但他称之为网络社会特征的那些社会变革直到30年以后才得以实现。

网络视角也许不会揭示清晰的代理来源和明确的因果关系链条。卡斯特经常声称，网络社会源于美国和西欧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确实比数字媒介早了10年，但是，这不足以构成一个因果关系的叙事。这些运动通常不被视为高度网络化的社会运动的例子（许多人认为萨帕塔主义者是新媒介社会运动的最早和最好的例子）。或许有些参加了这些运动的人继续设计和使用数字媒介，将他们的民主价值灌输到技术之中，但是，其他人已经全面发展了那个观点（Turner，2006）。^[3]如果有一个关于社会变革的宏观理论，它将媒介既视为中心化权力的原因，又视为去中心化权力的原因，那么，这样的理论会提供怎样的帮助呢？

就卡斯特对于网络理论的运用而言，人们提出的第三个批评是：他没有建立规范的网络模型。在研究纽带和节点方面，许多从事社交网络分析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传播研究者都掌握了高水平的数学语言。存在着各种非常简单的计算，它们能够被用来计算网络的大小。边界、中心性和其他网络属性都能够以极其精准的科学术语得到确定（Monge and Contractor，2003）。可是，卡斯特并没有使用这些分析工具，即便他的研究问题表明社交网络分析将有助于加强他的论证，也是如此。尽管卡斯特关注传播网络，但是他的方法更类似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

最后一个批评是：卡斯特的大部分深刻分析确实似乎是建立在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富裕国家的证据的基础之上的。卡斯特的许多研究都处于网络核心地区，他的不少证据也是来自全球城市、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媒介组织以及西方富裕国家。或许，有关数字媒介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的问题，卡斯特提供的见解还不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媒介体系极为不同，它们对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严加控制，却有着非常活跃的印刷媒体。存在着卡斯特的理论不完全适用的几个方面。他研究网络社会的视角真的在美国和欧洲之外畅通无阻吗？当依照纽约、洛杉矶和伦敦的证据得出的结论被用于温得和克、科伦坡和杜尚别时，仍然是正确的吗？

我们从各种重要方面理解全球传播网络的核心，便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权力，通过定义也可以认识传播网络边缘区域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说到媒介和信息的问题，就像一般素养（general literacy）一样，国家之间的技术素养（technical literacy）也有很大差异。日常媒介供给（media diets）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是不同的，在那些地方，印刷报纸仍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机构。不过，关于媒介网络边缘地区生活的分析不仅仅与发展中国家有关，也与发达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有关。

网络有界限，而且人们已经知道了网络使不平等永久存在的一些方式。马赛、芝加哥和墨西哥城的城市贫民的共同特点是比富裕精英享有更少的社会或文化资本。或者至少，城市贫民具有特定种类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后者并不直接提供就业的流动性，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如果诸如此类的社区也处在媒介网络的边缘地区，并且上网是一个奢侈品的话，那么他们的网络社会经验就肯定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网络社会经验。关于转型时刻和等级制机构的问题，卡斯特的大部分论述显然最适用于欧洲、美国和其他几座全球城市。如果他更主动地从发展中世界寻找证据，那么他的论点会不会崩溃，或者会不会更有说服力呢？

卡斯特关于媒介的网络视角并没有说服每一个人。对于某些媒介专家来说，他的方法没有提供清晰的因果路径、独特的解释证据的方式、规范的社交网络分析或网络社会边缘地区的生活。其他人已经推进了网络视角，并以另外一些方式描述了网络社会。冯·戴伊克（Van Dijk）是首批提出网络社会全面定义的学者之一，他不那么重视数字媒介的转型作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如此悠久的制度形态，因此信息和传播技术只是权力的弱根源。的确，对于冯·戴伊克来说，下述可能性要大得多：资本主义将重塑各种技术，以服务于其目的（Van Dijk，2006）。不过，将众多使用网络社会概念的学者们联合起来的信念是：数字媒介已经促使社交网络成为跨越许多不同经济、政治和文化机构的主要的组织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