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已经对媒介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我们对于网络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并增进了我们对于媒介权力的理解。他总是鼓励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使用理论，而不是让理论使用你”。为此，我们采用网络视角来研究媒介，既揭示了专业技能被用来服务于权力的方式（即媒介在管理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揭示了新技术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传播手段去中心化的方式。

在鼓励自己的学生进一步推进权力、网络和媒介研究的同时，卡斯特还提供了批判的见解：媒介在管理科学知识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科学知识在以往主要由国家所推动和控制，并经常被国家用来再造社会不平等（Carnoy and Castells，2001）。当新探索为国家权力的扩张提供了某种可能时，科学研究就受到了特别支持。

不仅数字媒介有助于将科学知识传播给非专业人士，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也有助于新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第一，太多的开源工具、创意视觉软件和免费应用程序，使得普通用户有可能以协作的方式管理和分析大量数据。第二，对科学探究本身的管理不再与国家权力捆绑在一起，它驻守在媒介之内。“发达国家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接入几乎无处不在，从而逐渐使得凭借私人融资和管理的学习课程进入教育系统，尤其是进入大学层次的教育成为可能。其中许多课程承诺，比起国家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课程，它们能够在具有全球价值的知识方面提供更好的培训。”（Carnoy and Castells，2001：10）第三，尽管互联网最初是由美国通过一个将大学和军队的计算机联网的项目而开发的，而现在，新的基础设施创新来自全世界的私营公司。(www.daowen.com)

有几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互联网在科学知识的扩散和争议的仲裁方面如何变得重要起来。或许最好的例子出于一些探索领域：在那里，公众在没有什么科学争议的地方却面对科学争议的表象。在代表不同观点的幌子下，那些否认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人，或许被赋予了同代表着科学共识的另一些人相等的代表权，后者认为全球变暖是由我们的经济行为造成的。同样，创世说可能与进化论被置于同等地位，因为这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分析框架，尽管在一般进化原则背后存在着广泛的科学共识。如此行事也许会被媒介网络证明是将科学知识呈现给公众的一种公正平衡的方式。但是，如此行事也会将一个不重要的科学争议变成一个耸人听闻的政治争议，从而服务于媒介。

除了新闻媒介在报道科学方面的作用以外，数字网络对于科学研究也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已经创造了某些令人难忘的成就，诸如为了大型网络化科学项目而贡献个人计算资源的维基百科和软件。^[2]不过，超文本也对我们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影响。关于学者们如何搜索和引用文献来源的研究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期刊上线，被引用的文章往往是新近的文章，得到引用的期刊和文章数量则更少了，而且，更多的引用集中在少数的期刊和文章上（Evan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