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建立在关于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10年的研究基础上的论点相比，卡斯特对手机和社交媒介的研究没有得到那么充分的展开。但对思想的真正检验，是看它们是否适用于重要的新现象，而卡斯特就互联网和社交组织的许多观察都适用于其他数字媒介，诸如手机和社交网络应用程序。对于“媒介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一问题，卡斯特的认识核心是他对于权力的定位和运用方式的观察。卡斯特认为，社会通过创造一个公共空间而存在。在这个公共空间中，私人利益可以得到协商，集体项目可以得到确定，并可就共同利益做出决策。在工业社会，这个公共空间采取了民族国家机构的（理想）形式：民主选举、司法独立以及独立的公民社会。

在网络社会，媒介网络为这个公共空间提供根本的基础设施。同时，社交网络软件和手机是使即便最分散的子网也能够连接到网络社会的决定性技术。相比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有着非常不同的建构方式。它不仅是网络的和数字的，也是移动的。

在卡斯特看来，数字媒介将国家和文化融合在一个24小时的传播网络之中。这个公共领域的建构不是政治中立的，它充满了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媒介精英与作为个人的你相竞争。这些精英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制作了受到版权保护的文化内容，并拥有大部分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个人的你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管理着自己的信息过滤器，并控制着社会传播和文化消费的终端（你的手机和你的计算机）。当你穿行于一个社交世界时，你仍然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技术联系在一起，卡斯特写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常态，而不是一个例外”（Castells，2009：124）。(www.daowen.com)

[1] 关于流动空间的更多文献，参见卡斯特（1999）和卡斯特（1996）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