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手机有助于加快新闻周期，并改善了调查记者与喜爱探究的公民们可获得的信息资源。不过，不仅流动的新型移动空间具有经济影响，网络接入的多重模式对于媒介政治事务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一，手机已经成为与政治相关的媒介，被用来协调从莫斯科到德黑兰的公众抗议活动。公民们在投票站使用带有照相功能的手机记录欺诈事件，并交换有关他们喜欢和不喜欢的政治候选人的笑话。在大多数选举国家，难以想象的是一个竞争高级政治职位的候选人竟然没有移动或社交网络助选策略。

第二，借助每天24小时都在寻找新闻故事（特别是耸人听闻的故事）的新闻机构，新类型的人和组织有了设置政治议程和制定时事框架的机会。例如，在西班牙、巴西和阿根廷，拥有廉价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普通公民、小公司的说客和外国政府都参与了选举期间的政治话语的形成。这意味着非传统的行动者有了大量新机会成为媒介机构和经纪人——他们是媒介网络中的节点，像编辑一样作为信息经纪人。移动公民制作和消费新闻，并成为新闻经纪人。

第三，移动公民对有关舆论形成的研究假设提出挑战。即便你不接受网络视角，那些有关新闻记者和新闻消费者之间的明确区分的简单断言再也站不住脚了，这也是现在媒介研究之所以令人兴奋的原因。政治、娱乐和日常生活不是相互排斥的内容类别。新闻消费的时间和空间，或用卡斯特的术语——“流动空间”也不容易得到控制或预测。新的传播移动性的真实后果是：你正在被深深地嵌入制作新闻的网络之中。(www.daowen.com)

现代政治抗争是人、技术和思想的流通中新的移动性的一个例子。2009年夏，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抗议被盗选举（stolen elections）。他们使用推特来播放关于警察暴力的报道，他们使用自己的手机互相警示政府当局的巴斯基民兵动向（Basij militias），一旦政府当局明白了其对手在移动技术方面的使用，就试图将之用于反叛乱战术或使之完全失效。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引入了一批国际志愿者，他们使用自己的信息技术来反映当地的情况，为当地抗争活动领袖提供服务器支持，并为国际新闻媒介提供图像和报道。

长期以来，威权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s）可以控制固定的媒介基础设施：关闭转播台的电源，烧毁电视台，控制新闻纸和油墨的供应。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威权政权对于移动的和社交的媒介的控制要困难得多（Howard，2010）。伊朗的统治精英没有垮台，但这个国家的精神领袖们对政府的强硬回应意见不一，而且，比起上一次被操纵的大选，这次抗争活动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也得到了更多的国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