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观察者已评论说，全球化的讽刺意义在于，它提高了地方性作为公认的文化内容的重要地位。对于现代的、世界主义的（cosmopolitan）公民来说，物理位置不再预示文化品位。流动空间使得博洛尼亚、弗里曼特尔和莱斯布里奇的居民能够了解黎巴嫩最新的说唱音乐，以及麝香猫咖啡（civet coffee）在印度尼西亚的制作过程。在某些方面，比起计算机，手机是一个更重要的数字媒介。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一部手机，也正是数字媒介在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伴随着我们。几乎每一个重要的软件应用程序都有一个移动版本。这是技术融合的主要例证。在某些国家，大部分人都只享有基本的通信服务。但即便是在这些国家，手机都是用于移动小额货币和信贷、获取最新公共健康信息，以及与家人和朋友谈笑的设备。

随着手机的推广，文化产业的转型通过更直接地管理其文化消费的途径，为许多人提供了控制其认同的机会。卡斯特指出，当人们如此行事时，他们往往是在其栖居的特定社交网络上，而不是在一般的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认同。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慎重地制作和消费文化内容，因为数字媒介迫使我们自己做出编辑选择。换句话说，虽然泛播媒介（broadcast media）强化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或种族等大规模的文化类别，但数字媒介使我们能够通过将来自全球和地方网络的内容与我们感到亲切的内容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同。

不同理论家使用了不同语词来理解这样的问题：当我们作为个人用来自全球和地方的配料制作文化时，文化是什么？萨斯基娅·沙森（Saskia Sassen）写道，文化的“全球组合”（global assemblages）从当下和地方、过去和遥远的资源中同时吸取内容和习俗（Sassen，2006）。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全球化已经带来了一个社会行动者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social actors），这些人重视民主文化并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Beck，2006）。在卡斯特看来，正是数字媒介网络使得人们将这些认同的共同体聚集在一起。

在我们可能拥有的多种文化归属关系中，民族主义或许是数字媒介环境下最受影响的归属关系，或许也是在此环境下最受削弱的归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国家的权威和财富被全球经济力量破坏了。回想在有关政治的那一章中，卡斯特论述的关键是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在大部分国内环境下，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和实施于媒介之中。卡斯特认为：“如果武装部队接受美国北约指挥官的命令，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向西班牙国旗敬礼，而不是向加泰罗尼亚国旗敬礼？”（Castells，2000b：116）随着民族主义光环的消退，以及能够使我们探索其他历史和文化的数字媒介的发展，其他认同也会越来越突出。

对于许多人来说，认同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是他们的工作。在网络社会，许多职业是通过社交网络在网络化组织的企业中找到的。这意味着年轻人很可能深深地浸染在工作文化之中，而如果他们在文化产业中工作的话，就尤其如此了。特别是在网络初创公司和媒体企业中，工作周远远超过平均数，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倦怠率也很高。(www.daowen.com)

这是卡斯特的当代媒介研究与其早期城市研究之间的一个关键连接点。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是一个由巨型城市（powerful cities）驱动的文化过程，也是一个以巨型城市为中介的文化过程。沙森认为，城市对于整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施加巨大的策略控制，因为许多至关重要的公司服务中心都以大都市中心为基础（Sassen，2001）。她提出，这可能使得物理空间在现代文化经济中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正是位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大公司总部才拥有管理全球交易所的计算设施。这三座城市拥有高度集中的企业中心。其他城市也许拥有几个企业中心，而且全球文化的管理方式正是来自这些中心。卡斯特的空间视角并没有那么重视位于地方的公司。在他看来，空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的流动之物，人流与电子流在穿越网络的途中总是要经过诸如此类的节点。

虽然城市或许是文化得以形成和流动的重要节点，但我们必须求助于卡斯特在巴黎的一位同事来理解象征（symbols）在认同形成中的作用。鲍德里亚（Baudrillard）认为，文化以符号（signs）系统的形式协同运作，文化物体也只有在彼此参照中才具有价值。这些系统使得人们能够通过定义他们不是谁而定义自身。进而，鲍德里亚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真实和虚拟之间的区分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特定物体的文化价值只有通过共享图像和符号才能够得到理解。在鲍德里亚看来，权力利用媒介以确保真实不再存在。有些人认为第二次海湾战争是为人权而战，其他人认为它是为了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人认为它是为了稳定燃料供应。大部分美国公众都相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在伊拉克发现的，大部分美国公众也相信奥巴马总统是穆斯林。因此，对于归属不同政治认同的人来说，第二次海湾战争有着非常不同的象征。虽然鲍德里亚确实发展了他自己关于媒介权力的论点，但他没有对大众媒介和数字媒介在符号交换中的作用做出任何特定的区分（Merrin，2005）。

相比鲍德里亚对于大众媒介如何泛播信息的理解，卡斯特更具体地论证说，数字媒介提供了将思想和符号最直接地置于人们头脑中的权力。泛播媒介分发的是一般性的信息，而网络媒介窄播信息，这样它们就有了来自家人和朋友的额外可信度。社交网络可以保护我们免受逆向信息的侵害，因为我们天生信任自己的强纽带和弱纽带，至少我们拥有评估来自我们的强纽带和弱纽带的信息的充分准备。所以数字媒介允许一种象征性的暴力，卡斯特用它来指“一种特定的象征性符码的能力，它能够从被施以权力的个人大脑中删除某个不同的符码”（Castells，2000a：8）。

在网络社会，我们建立某种文化认同的过程是复杂的。在一些方面，比起大众媒介时代，我们行使更多的代理权，因为我们能够积极地运用数字媒介从全球网络中获取信息。当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有着共同原因的时候，当我们培养有趣的烹饪、音乐或文学品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立各种跨国认同。但是，允许我们“浏览”其他文化的社交网络，同样也限制和约束了我们的“浏览”。一旦我们指定了我们的过滤器——它们可能是软件代码或我们信任的网络中的人，我们就将某些来源定为新信息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媒介变得更加世界主义，并参与到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流动空间之中。但是，将我们的喜好编入软件，也可能会僵化我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