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劳伦斯·莱西格一样，卡斯特也论证说，政治权力曾经存在于国家对人身的暴力威胁之中，但现在则存在于它对传播条款和条件的权威之中。或许，莱西格在这里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因为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技术代码和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已成为统治和监控公民手段的各种方式（Lessig，2006）。隐私是一种权力，以控制他人对你的情况的了解，而他人可能使用数字媒介或是通过监控你的行为，或是通过搜索关于你的信息而了解你。卡斯特和莱西格都赞同这样的观点：现实世界不仅仅是线下发生的事情。非互联网用户容易受到隐私侵犯，因为有关他们的数字信息被其他在线的人和组织所掌握。

许多因素导致了2004年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的选举失败，就像2008年许多原因促成奥巴马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一样。很难说是互联网或手机策略导致了这些政治结果，对于这些结果肯定还有更加明显和直接的原因。卡斯特论证说，虽然政府越来越不容易隐藏或操纵信息——因为诸如此类的操纵立即就会被公民行动者的网络所发现，不过政府还是有各种新方法来搜集关于民众的大量信息，而我们已经发现了的某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政府操纵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精英操纵的减少。在这些操纵中，或许最糟糕的是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针对伊拉克战争的错误情报和主动策略了。(www.daowen.com)

但是在新近加强安全措施的美国，网络技术对监控美国公民的态度和行为发挥着关键作用。进而，商业数据挖掘产业更加成熟了，它建立了复杂的关系数据库，通过来自信用卡、病历和税务记录的大量数据库，能够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这意味着：在违反被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隐私规范方面，公司和政府的监控能力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