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默多克那样的人所掌握的媒介权力，存在着几种发起挑战的方式。从定义上看，媒介网络有可能服务于少数人，这些人是许多关系的经纪人。因此，在网络社会，个人或许具有两种抵抗权力的形式：一是将内容重新分发到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网络之中的权力；二是创造他们自己的内容的权力，而他们可以在不使用传统版权法的一系列保护条款的情况下，选择分发这些内容。

作为卡斯特的指导老师之一，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写道，社会运动“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反国家主义，并在大批涌现的自我管理中心[self-management centres（原文如此）]和群众直接参与决策——这些决策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网络中表达自己”（Poulantzas and Castells，2001：246）。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卡斯特继续像他的老师那样使用网络权力的概念。数字媒介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符码将文化生产的手段大大地去中心化了，因而使得自我生成的网络能够共享内容，并藐视有关内容权利的国家法律。对于卡斯特来说，就支持那些在政治进程中寻求更多影响力的社会运动而言，数字媒介是特别好的信息基础设施。

根据“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的调查，截至2005年，美国69%的互联网用户——3，600万美国公民——使用互联网下载了音乐或视频内容。上述人口中约一半人使用点对点网络（peer-to-peer networks）或在线付费服务来共享他们的文件。而自从那个研究完成以来，采用如此做法的人的比例确实增加了（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2005）。许多通过点对点网络共享内容的人都属于最年轻的互联网用户。他们认为，业界起诉其用户的反应暴露出这些行业缺乏对于网络社会的理解，也无法过渡到新的商业模式。

但是，重新分发内容的政治活动可能采取许多形式。在意大利，诸如奥菲欧电台（Tele Orfeo）等盗版电台和街头电视通过点对点网络获得音频和视频信息流。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担任意大利总理时，如此成功地既管理了他私人持有的媒介资产，也管理了公共广播公司，以至于政治反对派的最名副其实的独立来源可以在线上找到。巴黎有杜鹃电视台（Zalea TV），巴塞罗那有Okepum les Ones，布宜诺斯艾利斯有 Piquetera电视台，而西雅图有自己的西雅图无线社区。诸如此类的项目不一定违反版权法，但可能会在相互竞争的知识产权制度下积极创作内容。包括卡斯特和吉雷斯比（Gillespie）在内的几位学者阐述了媒介集团利用政治家来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这种奇特的、不一致的和矛盾的方式（Gillespie，2009）。因此，伴随着将内容重新分发给家人和朋友网络的行为，个人在无须购买传统知识产权符码的情况下，获得了制作内容和分发内容的权力。

在《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中，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探讨了文化在数字网络中得以制作的新的不同的方式。他使用了更有创意的术语来描述被卡斯特认为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过程”。按照詹金斯的观点，当代文化生产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是精明老练的媒介艺术家，还是普通消费者都通过以下方式知道了文化是如何运作的：将之分解成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然后创造性地重新建设它（Jenkins，2006）。这样就使得图像、思想和叙事能够流经多种媒介渠道得以传播。借助于基本消费类电子产品，数字内容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归档、标注、挪用和再循环。虽然这确实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但当主要媒介利益集团努力过度扩展它们的版权主张时，做这些事情就成了一种政治行为。(www.daowen.com)

莱西格（Lessig）更深入地探讨了软件符码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他表明，尽管历史上充满了艺术大师如何把老作品重新改造成新作品的例子，但今天的文化产业已经成功地利用版权法来保护其知识产权，并惩罚衍生作品的艺术家（Lessig，2004）。这意味着制作免费文化或支持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是抵制网络权力的方式。^[5]

的确，还存在反对精英企业、政治和文化利益集团的网络权力的其他方式。反全球化运动（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能够更好地从全世界吸引新成员，也能够更好地动员其同情者支持从经济抵制到街头抗议的一切活动。独立媒体运动（Indymedia movement）使用了廉价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记录社会不公，而且经常是实时记录。在网络社会，要成为一个行动者需要一套独特的技能、工具和战术，而卡斯特已经表明，从韩国、菲律宾、泰国、尼泊尔到厄瓜多尔、乌克兰或法国的社会运动，无论是新近发生的还是已获得新成功的，都是由于它们对于信息技术的成熟老练的运用（Castells，2010）。

他甚至论证说，这些新赋权的网络行动者已经从政治领导人那里夺走了高层职位。2004年3月，借助手机而实现的西班牙青年自发动员，将阿斯纳尔（Aznar）首相拉下了台，因为后者狡猾地企图操纵关于马德里大屠杀的舆论。卡斯特指出，这不是技术的效果，“而是网络技术以值得信赖的方式横向传播信息的能力，而这些信息会与公众意识产生共鸣”（Castells，2007：251）。不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卡斯特受到了某种批评。比起草根行动者，政治精英毕竟似乎更擅长使用各种技术，政治过程也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可能难以真正确定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是否因其数字媒介策略而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