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默多克:政治利益经纪人与媒介网络

默多克:政治利益经纪人与媒介网络

时间:2023-1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默多克已成为政治利益的经纪人,成功地利用了舆论,并且制作煽情的媒介内容,后者能够激活特定的、志趣相投的公民网络。但是,作为如此经常地被数字化、以便在线分发的印刷和广播内容的来源,新闻集团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范围最广泛的媒介网络之一。新闻集团是权力在媒介网络上得以实施的例子之一。图3.2 媒介公司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联而形成会有少数演员具有与凯文·贝肯的直接纽带,并与之出演同一部电影。

默多克:政治利益经纪人与媒介网络

卡斯特论证说,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鲁珀特·默多克是个人如何能够掌管网络权力的绝妙例子(Arsenault and Castells,2008a)。作为一个庞大的全球媒介帝国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成功地控制了不同企业、媒介和政治网络之间的连接点或节点。默多克已成为政治利益的经纪人,成功地利用了舆论,并且制作煽情的媒介内容,后者能够激活特定的、志趣相投的公民网络。通过定制媒介内容和使媒体控股多元化,默多克已经能够围绕技术的和监管的变革而开展工作,并且将内容发布到媒介消费者的子网中。“新闻集团帝国横跨五大洲”,卡斯特发现,“波及世界约75%的人口,资产总额约680亿美元,年收入约280亿美元”(Arsenault and Castells,2008b:491)。

新闻集团控制着许多内容生产和分发的网络,从电视、广播、电影和报纸,到图书和数字媒介。它有一个资金充足的、经验丰富的游说团队,并向全世界的著名政治候选人捐助了数百万美元,其中有些候选人[如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阿尔·戈尔(Al Gore)、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公司务虚会上发言,有些政治领导人在电信监管委员会中任职。如同卡斯特所揭示的那样,诸如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Ed Markey(D-MA)]等政治领导人,是《1996年电信法》的重要支持者,而这个立法允许新闻集团将20世纪福克斯公司、《电视指南》和哈珀·柯林斯整合为媒体资产。其他对电信监管具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则被提供给数百万美元的图书出版交易。凭借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成员密切的私人关系,澳大利亚传媒大亨默多克掌管着唯一的永久获得外国所有权限制豁免的广播网络(Arsenault and Castells,2008b)。

有趣的是,政治家们之所以想参与新闻集团媒介帝国,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默多克的媒介资产对于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就特定媒介资产影响选民行为的程度问题而言,政治传播学者中存在着某种争议。不过,美国有证据表明,福克斯的受众位于消息最不灵通的受众之列,也位于最有可能投共和党选票的受众之列(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2007)。这意味着新闻集团以及默多克本人是政治家网络、选民网络和内容制作者网络之间的重要经纪人。

2007年,新闻集团在一次进入社交网络应用程序市场的竞标中,获得“我的空间”网站。相对于脸书,“我的空间”已经衰落(就像相对于“我的空间”,交友网站Friendster曾经衰落一样)。但是,作为如此经常地被数字化、以便在线分发的印刷和广播内容的来源,新闻集团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范围最广泛的媒介网络之一。的确,作为网络社会的权力来源,它因为选择了交叉使用多种新闻格式的头条报道,而在确定世界的面貌方面发挥着某种作用。晚间电视新闻上播出的东西通过信息流(content feeds)传递并推送到你的手机上。

新闻集团是权力在媒介网络上得以实施的例子之一。就收入而言,新闻集团位于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和时代华纳(2009年分别是360亿美元和250亿美元)之后。谷歌和微软(分别是240亿美元和620亿美元)怎么会不是媒介集团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几乎每天都依靠这些组织的力量来管理我们的信息,谷歌和微软也都是从它们控制不同硬件、软件和内容的各种方式中获利的。作为公司,它们的投资策略也许看起来非常不同,但整体上,它们都是从提供有趣的内容和用于生产、分发和消费内容的基础设施中获利。在执行技术标准和服务于其企业需要的知识产权法方面,这些公司都非常擅长于突显它们的政治权力。[2]

图3.2是一幅网络地图,来自关于哪些人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记录,而这些公司的股票在美国是公开交易的。每年,这些公司必须向“证券交易公司”提交记录,这样就有可能看到一些人如何成为公司间的重要纽带。这幅图并不是要揭示诸如沃尔特·迪士尼、维亚康姆或时代华纳那样的企业位于美国企业网络的中心。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它揭示了,少数人在某种高层次上把这些媒介帝国连接在一起,因此这些董事会成员中的许多人都与其他大公司有关联。(www.daowen.com)

在卡斯特看来,媒介集团是利益网络组织和网络权力的例子。好莱坞提供了另一种例子,它既是文化偶像网络如何紧密相连的例子,也是网络如何得以建构的例子。“贝肯的神谕”衡量任何演员与凯文·贝肯(Kevin Bacon)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弱纽带的数量。[3]这并不意味着凯文·贝肯是好莱坞影城的中心。相反,它通过其电影角色的演出资格来提供演员之间关联的简单平均数。例如,希亚·拉博夫(Shia LaBeouf)的“贝肯数”(Bacon Number)是2:他在电影《康斯坦丁》(Constantine,2005)中与杰曼·汉苏(Djimon Hounsou)合作,而后者在《美容店》(Beauty Shop,2005)中与凯文·贝肯合作。“贝肯数”背后的概念是:每一个好莱坞演员——或至少那些被列入“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IMDB)的演员——都可以根据他们与凯文·贝肯的纽带的强度而得到评估。

图3.2 媒介公司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联而形成

会有少数演员具有与凯文·贝肯的直接纽带,并与之出演同一部电影。更多的人与他之间只有弱纽带。而且,有些演员还会比其他演员更处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尽管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在2010年去世了,但他仍位居好莱坞影城“最中心”的位置,因为每一个演员平均都离他2.7步远。霍珀之所以如此中心,在于他有一个既演过好电影也演过糟糕电影的漫长生涯,他还主演过许多具有庞大演员阵容的类型电影。这些各种各样的网络纽带可以见于新闻记者、网络公司员工和其他媒介产业之中。网络纽带并非是媒介产业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但由于媒介在我们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也出于如此之多的媒介工作涉及临时的网络化团队这一事实,所以它们更加明显。[4]

研究媒介网络可能意味着思考媒介集团掌管各种特殊形式之权力的方式,而这些集团又正是凭借其对于文化生产和分发的核心地位维护着种种权力。它也可能意味着观察网络如何通过使用诸如IMDB那样的关系数据库而被建构起来。一个研究者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来研究好莱坞的文化生产,但网络视角揭示出了有关演员之间关系中的权力与结构的特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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