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网络视角的观点，权力关系主要由传播结构所限定，也通过传播结构得以限定。卡斯特论述了他称之为网络权力（network power）的多重形式：网络权力既有能力将权力投射到现存网络之上，也有能力建构新网络。在《传播权力》中，卡斯特将前者描述为“开关权”（switching power），因为这是一种将思想、资源或人员引入你的子网络中的能力。他将后者描述为一种“编程权”（programming power），因为这是一种选择思想、资源或人员并设计它们之间的链接的能力。管理社会关系和媒介分发网络对于当代政治权威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就像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本·安德森（Ben Anderson）所做得那样，卡斯特论证说，国家通过政治已经产生了将经济和文化统一起来的巨大作用。民族国家掌握了使企业和个人统一在某种共有认同和集体使命感之下的政治权威。如同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Anderson，1991）中论证的那样，报纸在东南亚具有创造和维持新民族的关键性作用。仪式化的阅读时刻在弱势行为者中创造了这种国家（state），因为报纸和小说使得精英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解读其国家（country）。今天，维护社交网络应用程序上的图片和故事，发短信和发推特谈论日常生活，追踪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的活动等仪式，都是能够让我们想象个人网络的仪式化方式。

卡斯特和阿帕杜莱都认为，伴随着移民、旅游者、难民、劳动力迁移、关于这个世界的媒介想象、跨界传播、全球资本流动和来自其他认同领域的竞争，固定的和领土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不稳定了。对于阿帕杜莱来说，可以用某些方式来看待政治领域，这些方式也许使各种要素中的某些要素得到比其他要素更为优先的考虑，从而形成了一种关于政治是什么的支离破碎和不断变化的感觉（Appadurai，1996）。作为个人，我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都是几个网络的成员。我们使用数字媒介来管理这些各具特色的认同。卡斯特论证说，媒介在支持认同政治方面，仍然发挥着某种作用，但是民族或许只是我们所从属的几个亲和网络之一。民族主义本身也许来自非常薄弱的纽带。媒介网络并不只是分裂政治，而是为协调和控制提供了新机会。

媒介已经成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政治对话的公共空间（common space）处于电子网络之中。面对面的互动仍然是重要的，但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网络的、数字的和互动的媒介之中。

因此，公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被代表者与代表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依赖于在这个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空间中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媒介支配政治和政策，而是各种政治斗争，无论成败与否，都是在媒介空间之中进行的。（Castells，2004：30）(www.daowen.com)

“公共领域”是社会和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越来越成为一个数字媒介空间的公共领域是这样一个空间：在那里，人们讨论文化价值，为共同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实施集体项目。

不过，在数字媒介对公共领域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这一问题上，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尤尔根·哈贝马斯来说，公共领域是一个需要共享文本的制度安排，一个对话的空间，一个行动的地方。从实践上说，这意味着所有公民都需要获得关于社会问题的相同的新闻内容。他们需要审慎思考和辩论各种解决方案，他们也需要一个物理空间来进行投票和管理公共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说，一切相关声音都得到了倾听，最好的论点会浮到顶端，而共识则是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武力或特权的（Habermas，1991）。

关于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上述观点是最普遍的理解之一，但是，它可能是用来自一个不同媒介时代的证据所精心构制的。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的编辑们过去常常执行过滤报道、发现可信信源和选择值得广泛传播的节（条）目等重要任务。在人们控制和定制他们自己的数字过滤器的网络社会，还会存在多少公共领域呢？如果大部分公民都设置过滤器来管理其主页上的新闻主题，或依赖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提供有关选举和政治的信息，那么，他们会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吗？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下一代媒介研究者的任务。目前，我们能够回答的是关于政治生活的组织，以及媒介网络在建构政治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方面的作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