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位著名的学者都采取某种网络视角对卡斯特关于文化生产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回应。在《民主化创新》（Dmocratizing Innovation）中，埃里克·冯·希普尔（Eric von Hippel）论证说，有可能存在非常特殊的环境，在那些环境中，一个用户社区可能是新思想和新产品的极其有效的开发者（von Hippel，2005）。这种情况主要发生于软件、信息和文化产品之中。公司从这些产品发现，培养一个延伸的消费者网络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因此，修复漏洞或关于新产品的好想法有可能反馈到公司。最终，用户应该成为一个社区的组成部分。说到底，那些鼓励其用户基础（user base）改进软件代码、扩散关于一个产品成功的消息，或开发基于粉丝的文化内容的公司会受益匪浅。用户有助于预测市场趋势，而用户或粉丝的社区网络能够彼此支持，从而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在《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中的论点对媒介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Benkler，2007）。他论证说，相比封闭的思想所有制，思想的社会交换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因为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为什么诸如开源软件、维基百科和粉丝文化如此成功的原因。他发现，互联网使得同侪生产（peer-production）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现象，这对于试图控制版权材料分发的大型娱乐企业来说，尤其具有威胁。那些没有利用存在于同侪生产社交网络中的价值的企业，有可能会在经济上变得无足轻重。而那些过分强调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途径来抵制这种新型文化生产的媒介企业也会发现，它们的用户转向了在网络化的公共领域中制作出来的那些文化形式。

关于媒介经济的网络视角揭示出的几种重要变化，卡斯特论证说，在刚刚过去的20年中，无论是商业基础还是经济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变化都最明显地见于发达经济体之中，但是因为网络效应，它们也能见于全球南部的大城市。网络化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它运用新技术，将适合于短期生产力的材料和人才整合于某个重点产品。因此，以工作为基础的团队——而不是法人公司——是重要的分析单元。从网络视角来看，生产过程的关键单元不是公司，而是项目。(www.daowen.com)

第一，越来越多的消费类产品特别是来自媒介产业的文化产品，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它们永远处于Beta的形式。软件、文化内容甚至硬件越来越多地被发放给用户，即便其生产者承认它们未被完成。第二，当你实际上使用软件、内容或硬件时，越来越多的经济生产特别是媒介产业的经济生产，只是接近于被完成。即使你为这些东西支付了费用，你作为一个用户的反馈使得这个产品对其他人更加宝贵，并导致这个产品的设计更接近于完成。第三，当代企业在搜集和分析关于其业务的所有方面的信息时，总是需要更加成熟的方法。将更多的资金或员工投入提高利润的过程中，这还是不够的；对一个企业来说，信息系统本身是创造价值的方式。而且，全球经济的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就致力于信息服务。

最后，关于媒介的未来，网络社会并非没有不确定性。大量令人兴奋的新的商业模式以及生产和消费文化的创新方法已经出现了。但是许多大型媒介产业抵制新经济的某些方面，过分热衷于保护版权，游说抗议对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劝说技术用户不要太有创造性。虽然大的媒介集团渴望得到参与网络经济的好处，但对于那些它们可能认为会威胁传统版权法和其利润底线的东西，则采用政治策略来加以缓解。卡斯特与诸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等人已经提出了制定知识产权法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它们在一个以网络和数字技术为中介的世界中更加有意义。但是，他们也承认在这些问题上之所以少有进步，主要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而且，正如存在着一种关于媒介经济的网络视角一样，关于政治生活的网络视角也揭示了权力如何在当今社会中运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