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当中那些有兴趣研究媒介的人来说，比起1900年至2000年，从2000年至今似乎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上网容易了，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更容易接触到手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网络甚至带着我们穿越各大洲。作为长达一个世纪的电影院和广播网络演变的产物，大部分文化产业和新闻组织不得不快速发展数字媒介，否则就会面临破产。在大部分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西方，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某种数字媒介竞选运动，就不可能获选。在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手机在敏感的政治时刻激起了选民或者抗议者的热情。

将人们连接起来的网络也许涉及诸如计算机、手机、无线网络和海底干线电缆等媒介。但是这些网络基本上都是社会性的：连接城市和穿越海洋的光纤网络的铺设是有意图的，即服务于（富裕）人口。赛博空间中流动的比特是由人所创造和接收的（尽管有时候不是直接创造和接收的）。

与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哈罗德·英尼斯一样，卡斯特有力地论证道，如果我们不研究媒介技术，就不可能理解社会。“技术并不决定社会。社会也并非被动地适应技术变化的进程。既然个人发明和企业家精神等许多因素，都介入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和社会应用程序过程之中，其最终结果将依赖于相互作用的复杂模式。”（Castells，1996：5）在其关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卡斯特做出了某些观察，它们类似于麦克卢汉在研究电视影响时做出的观察。比起麦克卢汉，卡斯特或许借助某种更加系统的搜集方式而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不过，麦克卢汉还是雄辩地提出，电子技术系统将人们连接到一种社会神经系统上去。新的传播技术似乎正在扩展我们的全球意识，它们改变着我们的创造过程，并产生了各种新形式的知识。电子革命去中心化、整合和加速了社会互动，也导致了技术融合（McLuhan and Lapham，1994）。

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英尼斯是最早从专业角度研究文明如何传播的学者之一（Innis，2008）。他提出了三个核心假设，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生机勃勃，也支持了卡斯特的研究。第一，英尼斯论证说，特定传播工具的使用限定了特定社会共享知识的质量和数量，也限定了关于那个社会所保存的知识的质量和数量。第二，他论证说，新的传播技术使新的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因此，那些依赖单一媒介的社会就会变得停滞不前，难以流动。第三，他论证说，我们对于早已消失或在文化上距离我们很遥远的那些社会的理解，有赖于它们的媒介特性。如果这些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卡斯特就能够明智地论证说，我们创造和分享知识的方式将由数字媒介所构成，数字媒介将支持新形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未来的媒介学者将不得不证实我们的影响是否只有通过我们的媒介才能够得到解释。

虽然有些研究者也许看起来对于新技术将如何使社会发生革命的问题过于乐观，但没有多少学者会真正认为技术直接导致社会变化。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大部分研究者谨慎地注意到，媒介技术和社会秩序一起演化，并且相互建构。如果没有其媒介技术，社会就不能得到理解，那么，在不考虑其社会语境的情况下研究媒介技术又有什么意义？（对于研究媒介的那些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信息社会是一个用来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形成对照的术语，以强调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特征是由信息的作用所确定的。信息社会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组社会关系，在此，数据——而非资本或劳动——是价值的最重要来源。卡斯特用来推进我们关于媒介的理解的方法之一是通过论证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的变化而获得的：重要的不仅仅是信息，而恰恰是信息的结构和组织方式。(www.daowen.com)

我的研究的暂定结果应该使我们有可能停止使用信息社会的概念，代之以网络社会的概念，以作为我们时代的特定社会结构的特征。（Castells，2000b：110）

信息社会的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释信息供给在经济发展和信息工作者阶层崛起中的重要作用。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都帮助完善了信息社会这个比喻。尽管不同的学者强调信息社会的不同特征，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坚持一个属性（attribute）：权力居于民族国家之中。的确，定义信息社会的方式之一是说，国家垄断信息工具，这是有关国家垄断暴力工具的那个更加经典的定义的变种。

但是，卡斯特推翻了这个以国家为中心来理解有关权力何在的问题思路。他采用其他两位知名学者的著述来构建自己的论证。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论证了，国家权力正受到全球化（它限制了国家的主权）、放松管制的市场压力（它降低了国家的干预能力）和公共合法性的下降（它减少了国家对于公民的影响）的挑战（Beck，2006；Castells，2007）。兰斯·本尼特（Lance Bennett）论证了，媒介是一个连接紧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通常是印刷媒介的记者生产原始信息和突发信息报道，电视负责为广大受众传播信息，而广播负责定制新闻内容，并提供某种互动（Bennett，1990）。卡斯特则论证说，既然国家不再真正地垄断信息，大量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实际上已经从国家转向了媒介系统。进而，不仅是信息成了限定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新源泉。我们不应该谈论媒介系统，而是应该把它们称为媒介网络。若干强大的新结构，即网络的出现，支持了社会互动的特殊形式、独一无二的权威模式和特定的权力源泉。控制信息的权力不再独属于国家机构，它存在于媒介网络之中，而媒介网络是由社会关系和传播技术构建的。

因此，卡斯特论证说，在当代网络社会，存在于媒介网络之中的权力比存在于国家之中的权力更加强大。工业社会的确有传播系统，但那些系统是大众媒介，它们有效地将信息从一个人分发给许多人。在网络社会，传播系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分发信息和内容，这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国家科学基金会（F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就其在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提供了信息丰富的多媒体演示，参见http：//www.nsf.gov/news/special_reports/nsf-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