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许多分析框架来研究媒介，而我将论证的是：卡斯特在发展最重要的框架之一，也就是网络视角的框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他分析框架可能揭示性别、人种、种族的不平等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能够解释媒介如何构成信息技能、内容制作或政治知识。其他分析框架优先考虑特定的分析单元，并且能够阐释诸如民族国家或大公司等政治行为者如何构建和操纵媒介权力。但是关于媒介的网络视角具有三个基本假设。

关于媒介的网络视角的第一个假设是：我们的分析单元应该不限于大集团或组织。有时候，媒介集团、国家监管机构和主要政党也通过媒介对媒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数字时代充满了个人通过使用廉价消费类电子产品而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例子。进而，数字媒介工件（digital media artifacts）——诸如网站和社交网络应用程序——本身可能是有意义的分析单元，并可以为社会互动结构提供很好的证据。这样，研究媒介就必须涉及对于建构和管理媒介基础设施的大型组织的研究，涉及对于通过媒介而制作和消费内容的个人的研究，涉及对于通过媒介而被制作和被消费的内容的研究。

关于媒介的网络视角的第二个假设是：无论是组织、个人还是内容，分析单元之间的链接都比分析单元本身更具有启发意义。对于媒介的理解不可能仅来自对于媒介系统中的主要“玩家”的简单分类，它来自对于政府、公司、消费者和内容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理解。并非所有网络都是均等的（equivalent），而网络是由其他网络构成的。组织、个人和内容之间的这些纽带、交易和链接揭示了许多结构方面的问题。人们也许认为自己是加入了群体的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是网络中的节点。

关于媒介的网络视角的第三个假设是：网络结构为社会行动既提供了空间，也提供了约束。媒介所有者、监管者和用户之间的许多联系可以被网络成员所使用，但是纽带模式也会限制网络成员的机会。这个社交关系网和数字链接可以将类似的组织、个人和内容联系在一起，它也能够架起不同组织、个人和内容之间的桥梁。但是不管分析单元如何，研究媒介的网络视角都会揭示链接用来提供结构的方式。

网络视角对全球媒介基础设施做了大量的揭示。例如，图I.1将基于互联网服务器实体位置的世界可视化了。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富裕城市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因此，这些地区在图中闪闪发光。其他社会世界的轮廓几乎在那里找不到，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沿海城市还是可见的。出于明智合理的原因，媒介基础设施已经随着城市空间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将信息基础设施可视化为网络链接的做法还有助于产生一个不同类型的图像。图I.2采取了更有意义的网络视角，因为它建立在服务器之间的纽带的基础上。互联网的数字媒介之所以愈发重要，毕竟基于这样的事实：各种设备是相互链接的。图I.2中的网络视角揭示了有关全球媒介基础设施的其他几个方面。至关重要的是，关于流量的图像揭示出数字网络并不是随机分布的。互联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相反，全球数字媒介有一个清晰的核心和边缘（core and periphery）。图I.2不仅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哪个区域拥有大部分服务器基础设施，而且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核心部分、哪些地方是边缘部分。网络社会的中心地位不仅是要成为一个节点或与其他重要节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是核心与边缘之间链接分布。换句话说，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确拥有信息基础设施，但是它们之间的连接不像它们与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连接那么重要。

图1.1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随服务器位置发光）(www.daowen.com)

图1.2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随服务器之间的流量发光）

第一，通过网络视角，北美和欧洲之间的网络纽带的突出地位变得更加明显。这些大陆中的城市不仅拥有重要的数字媒介基础设施，而且数字流量的社会联系也是最为活跃的。

第二，当人们通过服务器的实体位置来查看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时，非洲海岸线得到了非常清楚的限定。但根据流量来查看时，这个大陆的轮廓就消失了。非洲与数字网络的纽带似乎确实是脆弱的，只有开普敦、德班和阿克拉与全球信息流动明显相关。如果以流量和网络连接来衡量其重要性的话，那么非洲、拉美和中亚的许多地方就都消失了。

不管你是否使用诸如“卡斯特版”的网络视角来看问题，媒介研究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工作。媒介几乎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影响。而且，正是通过媒介，我们作为个人才能够对社会其他人如何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中有所了解。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媒介基础设施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成为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正是媒介在选举日为我们提供了就政治候选人做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它让我们了解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艺术家制作的创造性内容。这意味着媒介也是政治偏见和错误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媒介操纵消费者并充斥着广告，制作带有低俗性别和种族成见的、低劣产值或无聊信息的文化内容。

但什么算作是数字媒介？我们也许立即想到手机和脸书页面。可是，这些不同例子的共同属性是什么？人们已经尝试了几种方法来定义新媒介，正是它们使得数字媒介非常特殊，或至少不同于旧媒介。蒙纳维奇（Manovich）通过与其他媒介——它们曾经是新媒介——的历史比较，得出新媒介的五个重要特征（Manovich，2002）。（1）数字媒介是由符码组成的，因此是由物质事物的数字代表组成的。（2）就元件符号和声音可以被创造性地组装到更大的、有意义的文化产品中而言，数字媒介是模块化的。（3）数字媒介由许多自动化程序构成，也支持许多自动化程序。（4）数字媒介是多变的，因为复制品在衍生过程中伴随微小的变化，从而导致不同的版本。（5）数字媒介涉及某些文化转码，借此途径，非在线的文化符号获得了线上的意义；技术本身也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符号，或许指向其使用者的财富、成熟老练或世界主义。这的确是关于那些似乎改变了我们的传播方式的新媒介的最抽象的定义之一。从卡斯特的目的出发，也许下述说法就够了：似乎最具变革性的那些技术具有两个属性，它们是数字的，它们是网络化的。

当我们研究“这些媒介”时，我们仍可涉及许多东西：拥有广播台和电视台的为数不多的大公司，决定如何呈现新闻的记者和编辑，好莱坞主要制片公司或实际上分发内容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视角使得我们能够在媒介是谁和媒介是什么两者之间建立重要的联系。媒介（媒体，media）可以被定义为由三个部分构成：（1）信息基础设施和用于制作与分发内容的工具；（2）以个人讯息、新闻、思想和文化产品为形式的内容；以及（3）制作和消费内容的人、组织与产业。如果使用网络视角，那么研究媒介指的就是研究工具、内容、制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链接和关系。卡斯特的网络视角使他能够揭示数字媒介技术如何服务于权力。无论是为了社会精英的利益还是为了普通公民的利益，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