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教育融合的教育设想的实在化，不仅需要创造各种具体条件，还需要主事者选择适当的思维路径。在笔者看来，需要循着这样的思维路径来运作。

第一，透彻把握西方教育资源的生成原理。在当今时代，虽然凡是新的就是好的集体无意识基本不存在了，但是，质疑、推究精神的缺乏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此，要想使从西方引进的教育思想与中国的教育传统融合，使之成为中国新时代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真正营养，我们特别需要的是：大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教育理论都是在一种特殊的境况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从理论上讲，那些理论只是对它们那个产生理论的特定的状况是适用的，一旦离开那一特殊的情境，那一理论适用与否，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整体国情与教育状况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引入它们的教育理论时，就更要对那些教育理论的适用性有足够的警惕性。其合理的思维方式是，将那些理论作为待检验与重构的质料，考察那些引进的教育理论的基本内涵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基、背后蕴含的基本原理，然后将之与我们的现实国情与自己的传统相对照，分析它们之间进行融合的可能性。对此，王策三先生说得好，他说：“对于合理的部分，也要弄懂它们产生的背景、内容、实质，以及应用的条件，加以消化理解，而不能囫囵吞枣。”^[10]当把这一工作做好的时候，西方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的融合就迈出了理性的、坚实的第一步。

第二，在中国当代教育实践需求中挖掘外国教育资源扎根的基点。我们在解决中西教育的融合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国的内在需要作为思虑的关键要素。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应当如何做呢？我们必须确立以下理念：

其一，从立足点来说，中国教育实践的成功与否是衡量中西教育融合是否成功的最终尺度。中西教育融合固然重视理论，有理论化的追求，但是，追根究底，它是为实践服务的。中西教育融合的理论可以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但只有满足中国教育实践的真实需要，在教育实践中取得应有的成效，才是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

其二，从思维指向来说，以中国当下的教育实践需求作为中西教育融合的支点。中西教育融合要站在中国问题、中国需要的立场上，去选择、剖析西方理论。对于那些与我们的中国问题、中国需要没有关联、不具有契合性的理论要素，不论其披着如何华丽的理论外衣，都要坚决摒弃。对于那些与我们的中国问题、中国需要关系密切、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论要素，即使再不起眼，我们也要把它们嫁接到我国现有的教育理论系统中，使之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要真正实现中西教育的融合，必须深入中国教育的实际，挖掘其内在的、深层的需要，然后以之为基点，嫁接西方教育的结晶。这样的西方教育的中国化才会是富有活力、有恒久生命力的。

第三，探寻西方教育资源与中国教育传统的楔接点。在当下，我们在面对中西教育的融合问题时，一定尽力寻找西方教育资源与中国教育传统的有机楔接点。那么，如何着手，才能使西方教育资源与中国教育传统发生自然楔接呢？这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其一，回归传统的原点。我们要返回中国教育传统产生的原点，寻找中国教育传统的基因密码，将那些基因密码作为西方教育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如何才能找到这些基因呢？一是通过解读《论语》《孟子》《庄子》《墨子》等先秦时的教育经典，寻找其中共性的东西；二是从先秦以来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入手，考察那些共性的东西在后来对中国教育经验与理论的影响，看其是否是一以贯之地在对中国教育传统发生作用。如此，便可找到在中国教育的发展中一直在起支配作用的那些基因。

其二，引入西方教育资源。回归中国教育传统的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建立现代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或实践方案。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国外，引入国外的教育传统与智慧。在这里，引入的目的不是为了照搬，而是为了将国外的教育传统与智慧作为启迪、触发我们思维的工具、媒介。这里的参照要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要系统梳理西方教育的传统。这种梳理当然不用像探究中国教育传统那样深入、细致，但是，内在的逻辑、关键的转折点都要清楚。二是在关键点上，“中国眼光”与“外国眼光”要相互注视，考察异同。

其三，中外教育传统的对话与融合。中国教育传统与国外的教育传统都梳理明晰了，接下来就是中与外的对话。所谓对话，就是中外的教育传统相互沟通、质询。无论巨细的对话是不可能的，这一对话主要是在关键点上“中国眼光”与“外国眼光”的相互交流、问难，以明确其形成异同的历史根源，融合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对话的基础上，对中外教育传统异同的性质、根源都有了清楚的了解。于是，我们就可以把与中国教育传统具有可融合性的外国教育传统的因子纳入中国教育传统的体系中，使二者水乳交融。如此，就可形成既有现代色彩，又具中国特色的教育实践方案。

前辈们经过孜孜以求的探索，以诚挚之心谆谆告诫我们：“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制度或方法，不管在其本土是如何的先进、有效，一旦移植过来，必然会有一个能否适应和如何适应的问题。也就是说，必然要受接受国的社会状况、实际需要和可能提供的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必须在这块异国土壤上找到生长点，与原有的传统找到融合的契机。”^[11]这不啻为指导中西教育融合之路的金石之言。如果我们在切实把握西方教育资源的生成原理的基础上，又能够精准地发掘到其与中国教育实际需要的结合点、与中国既有教育传统的楔接点，中西教育融合的奇花异卉在中国大地星罗棋布、充满勃勃生机，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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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黄书光等：《文化差异与价值整合——百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思想激荡》，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3]蔡元培：《蔡元培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47页。

[4]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5]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6]［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与研究生教育》，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7]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1期。

[8]肖丹、张旭：《教育部直属75所高校“信息公开清单”合规性分析——基于2014—2015年数据的比较》，载《现代教育管理》2017年第3期。

[9]［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10]王策三：《教学论稿》（第2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1]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