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新亚书院的校园文化,既有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师生民主、平等关系的影子,又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敬业,师生关系亲如一家的烙印。就此而言,它们的校园文化是中西文化融汇之后在校园的投射。
以清华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新亚书院的经验对照我们的当代大学校园文化,我们发现,现阶段我国的高校中,师生关系普遍存在问题,当前高等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主要表现为这些特点:冷漠化、利益化、紧张化、简单化。由于师生之间严重缺乏沟通和情感的交流,导致高校师生关系冷漠,甚至紧张。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而且会影响我国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改进当代大学的师生关系。如何改进呢?中国自古就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在古代书院教育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师生感情甚笃”。书院的主持多是学识渊博者,且对待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诲人不倦,师生之间师爱生,生敬师。我国古语也有“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这体现了师徒如父子的密切关系。而导师制源于西方,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民主平等的职业关系,“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唯实不唯师”也体现了西方教育的崇实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资源。
这些资源告诉我们,要真正改进当代中国大学的师生关系,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我们应该做到,师生共享日常生活实践的世界。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世界,师生之间发生着自然而频繁的互动。这样的互动,使得教师对学生的教诲在悄然间发生着,学生的心智、德行亦随之潜滋暗长。从这一意义上讲,师生共享的日常生活的教育芳香会自然而然地、源源不断地流溢而出。
师生共享的日常生活的教育芬芳与其他教育世界散发的教育芬芳相比,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在我们尚属粗浅的探索中,我们可以说,师生共享的日常生活在培育智性、涵养德性上,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从智性的培育上来说,师生共同参与学术讨论、推进研究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学生会把老师身上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智性品质化为自己头脑的一部分。对此,著名教育家伯顿·克拉克在引用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言论的基础上曾经这样申说:
综合起来,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他们早先和一位师傅一起学习的主要好处是“包括工作的标准和思想方式在内的一种比较广阔的方向”。……正是工作台关系的那种无法表达的非正式的品质使他们在年轻的科学家身上产生一个好的问题或关键的问题、一种搞科研或讲理论的风格、一种批判的态度和一种教他们的理智的成果的方法才是主要的。[6](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伯顿·克拉克所说的正是师生一起从事探究工作,教师会在悄然间把一些“无法表达”的产生问题的灵感、从事理论工作的风格、审慎的批判态度等智性品质传递给学生,并使学生内化为自己智能的一部分。
从德性涵养上来说,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密切接触,教师身上的美好品行会以榜样示范的方式呈现给学生,由于师生关系的亲密与信任情感的存在,学生会不自觉地模仿教师的品行,从而使得教师的美好品行化为学生的美好品行。对于这一点,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说得很好: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若完全属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於心,则其生於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养之实;曰“生於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摩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7]
在这里,梅贻琦所说的有如下几层意思:其一,理性的认知需要以德性的修养为基础,故德性的陶冶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二,对学生的德性陶冶是正规的、制度化的教育难以实现的,必须依靠师生共享日常生活的渠道来完成。其三,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德性陶冶的基本方式是,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的“修养工夫”在学生面前“自然流露”出来,学生通过长时间的“濡染”与“观摩”,自然就可实现迁移与内化。这就把师生共享日常生活的无可替代性说得非常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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