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学与做人统一的教育理想的确立

在对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它们在确立理想的育人目标时，是把人格修养与知识提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的。在清华国学院的主事者看来，人格修养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础，也是个人成就事业的关键，因此，培养完善的人格是高等教育的第一要务。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养成“通才硕学”也是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形成相互辅助，构成育人目标的有机整体。在无锡国专的主事者看来，道德是基础，而学问确是墙屋，基础不牢靠，墙屋必然倒塌。因此，培养人格高尚的人是高等教育的第一目标。同时，他们还认识到，要培养能够躬行实践、通经致用、扭转国运的人，仅仅只是设定人格一维的目标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学识上“重而专”“高而深”的“良器”。在新亚书院的主事者看来，做人是比为学更重要的事情，求学的最高宗旨是做人，因此，高等教育的第一目标是培养人格上的“完人”。当然，在培养人格上的“完人”的基础上，还要把培养通才作为高等教育育人目标上的另外重要一维。

就此而言，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把中国教育传统重视人格修养的价值追求与西方教育传统中重视知识训练的价值追求整合起来，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理想教育价值。这对我们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的价值偏向是具有针砭意义的。

在当前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学教育发展中出现唯智主义倾向，忽视知识的道德教化和人文内涵，这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以及学生个体的发展。正如黄书光教授观察道：“现代教育的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是无孔不入的，它以隐形的分数拜物教和学历主义控制人的精神状态，已侵入学校教育的主课堂和学生的学习课本，甚至渗透到师生的日常生活之中。”^[2]这种教育倾向不注重学生道德品格的培养，使教育理想中的人格向度缺失。对于个体来说，带来的只能是单向度的发展。对于社会来说，引发的只会是社会风气的败坏。因此，借鉴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等机构的经验，我们不仅要向学生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之成为知识结构上完备的人，更应该注重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以此来发展学生的人文情怀，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之成为人格上完善的人。这将形成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从个体发展来说，有利于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正如蔡元培曾谈道，“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3]也就是说，只有使人格向度回归到大学教育中，才能使学生在适当的人格修养基础上正确地使用智慧与体能，实现德育和智育、体育的相互滋养，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来说，有利于“好人”社会的形成。当代大学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培养，能够为社会输送一批品德高尚的学子。他们拥有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以助人为乐、与人为善为风尚，有利于“好人”社会的形成。这种平等互助的处世方式，将营造一种宽松而宽容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大家共创美好和谐的家园。

（二）通专结合目标的确立

清华国学院四位导师的学术风格虽有不同，但也存在一致和相通之处，那便是对待知识的态度，对此，王国维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陈寅恪说，“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这既表明他们要把学生培养成贯通不同学科的人才，也意味着他们要培养通识中西方文化的人才。

培养知识上的通才也是新亚书院所特别关注的。《新亚学规》第9条就曾这样说：“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在1950年3月的《招生简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到，在育人的智性目标上，新亚书院的追求是通博之才。(www.daowen.com)

用清华国学院、新亚书院的经验反观我们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我们就会发现，受西方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只是注重专才的培养，教育内容固定而单一，限制了学生的思维空间。诚然，专才者在某一领域具有较多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较为熟练，对应国家一时之需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保持不败之位，那就更需要具有广阔文化视野、丰富知识储备和多技能的通识性人才。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要将中西方高等教育有机结合，把学生培养成既通且专的人才。

（三）通过教育促进国运昌隆

在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设定的教育价值理想中，前面两方面是育人方面的理想，而“研究国学，昌明文化”，进而实现国运的昌隆是其社会性理想。在近代国是维艰之际，这种目标设定将教育与研究国学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想要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事实上，在民国之际，教育、学术文化与国运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图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罗志田所说：“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潮冲击，在中国已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的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下，多数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由于政教相连的中国传统对‘学’的强调，这个问题无时无刻不与‘学’相关；反之，当许多人说‘学’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又决非仅仅是学术，而是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一类大问题。”^[4]也就是说，以教育为根基研究传统文化只是学术发展的表象，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学术文化的价值阐释，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大问题之间建立起深层次联系。而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正是将教育、学术文化与国运三者努力结合的典范。这种教育理想仍然值得当下效仿。

然而，在科技信息化日益发展的21世纪，大学教育、学术均注重实用性和技术性研究，追求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而忽略文化精神命脉的不断探索。这就导致对于教育、学术文化与国运的关系不够重视，对于以大学为根基，研究传统学术，寻找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为打造国家的整体实力服务，缺乏更为清晰的认知。由此造成两种弊端：其一，国家决策缺乏传统文化精神命脉的支撑；其二，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未能与国运紧密联系。因此，大学应自觉将学术传统、文化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相关联，自觉探寻中国文化中万古常新、活力依然的要素，以之作为国家发展的支撑力量。

正如陈寅恪所言：“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5]这就是说，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根基，理应受到重视。只有注重传统文化研究，才能不断促进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一方面，传统文化研究有利于为国家决策提供精神资源。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中创造的优秀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艺术等领域的优秀文明成果，其中蕴含着国家决策所需要的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些优秀文化的研究与运用，能够使国家决策饱含中国智慧，获得深厚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研究能够与国家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说，优秀传统文化是国运兴衰变化的核心力量，二者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文化强盛，则国运自然强大；而国力强大，文化自然强盛。这其间有着良性互动的过程。通过研究传统文化，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能够促进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而国家强盛，能够为传统文化发展提供基础，有利于使传统文化研究充满自信，促进文化的繁荣。

总之，只有将教育、学术文化与国运三者紧密联系，我们的大学才可能把研究学术作为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