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等教育机构,之所以会不约而同选择走中西高等教育融合之路,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主事者充分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若一味走西化之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弊端。虽然清华国学院是在充分认识西化高等教育妨害中国学术独立、阻碍融汇中西文化之长的弊病后言说与践行的;无锡国专是在深刻体认高等教育的西化之风使得学生只重利益追求,放弃了明人伦、定志趣的教育之根的基础上,方才开辟了一条与流俗迥异的道路;新亚书院是在痛切地认识到西化高等教育带来的最大恶果是,它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深入了解与爱护本国的民族与文化,才选择了一条别样的道路的。但是,对西化高等教育的弊端的深切体认,是三者的共性。
以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新亚书院这三者为镜鉴,我们当代的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对西化的高等教育的弊端有清醒而明晰的体认。那么,西化的高等教育存在哪些弊病呢?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很难对其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论证,在这里,我们只能择其要者简要分析。
如果从高等教育研究的视角来看,在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在我们当代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中,一些思维方式与其民国时期的前辈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在面对西方的教育成果时,只是以移植为志向,如果说这时的高等教育理论也存在什么“化”的话,那它既不是日本化,也不是苏俄化,而是全球化。虽然20世纪末叶中国到底从多少个国家进口了高等教育理论,又翻译了多少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并没有详尽的统计,但从随手可得的高等教育译著中就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比利时等若干国家,学科也扩展到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哲学等众多领地。从形式上看,此阶段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派繁荣,但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乏自主研究框架的现象,以至于一些高等教育学著作纯粹是概念搬运与逻辑推演,失去了必要的经验支持与现象关怀。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高等教育学中所用的概念、假设、框架和方法大都不是本土的,甚至一些人以为西方的就是科学的、先进的,把引进当作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志向,其实不然。
在西方制式规范和引导下的学术研究,其成果虽用本土文字写成,但深层的语法结构和思维路线却留有“别人的”影子,其所创生的知识与文化也不尽然全是本土的。因此,我们要尽力挣脱这一羁绊,我们必须选择一条与西化的高等教育研究迥异的一条道路。
如果从高等教育实践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以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为切口,透视其存在的取向及弊端。在笔者看来,目前所谓的高等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走的并非是本土化的道路。在当今的高等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借鉴别国并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此种参照“完全照搬”则是不可取的。以研究比较教育著称于世的萨德勒早就曾经这样谆谆告诫世人:“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颗具有生命的植物。”[1]萨德勒的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简单移植他国高等教育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存在以下几个值得改进的问题:(www.daowen.com)
第一,以全球化的趋势来规范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的取向。在当今时代,虽然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但是,即便在此种情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强化了。面对这一境遇,任何一个国家,其国民必须具有清醒而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作为身处此世界之中的学者,自然也应该秉持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研判形势,确定改革策略。否则,很可能会制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改革方略。故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的定位,应该考虑到我国各种基本国情。而遗憾的是,我们高等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在对国情方面的考量欠妥,多是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来审察我们现在大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确立改革的取向。这样思考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实践选择,本意是促进国家的繁荣,但结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警心惕神的。
第二,城市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农村地区的需要与可能。从高等教育领域课程改革的方案来看,其中的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符合信息社会的需要、适应终身学习的潮流等内容,都是以高水准城市化水平为基准的。我们不能否认,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适应城市化的要求进行高等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是未来的必然选择。但是,我们又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是生活在未来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中国尚是一个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地区发展不完全平衡的国家。因此,我们目前的高等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应该正视这一问题,充分考虑高等教育领域课程改革方案实施的可行性。
第三,操作理念及其表达方式的移植。仔细体味对于高等教育领域新课改具有指导意义的文本,我们便会发现,其仍存在学习的痕迹。无论从实质性内容还是表述形式上,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从内容上来说,从一开始论述高等教育领域课程改革的背景、目标开始,其内容就不够脚踏实地。当进入有关课程结构、教学方式、教材设计、教学绩效评价、课程管理等具体操作环节时,其基本上是在对别国的课程改革经验进行阐释后得出的。中国国情、新中国历次大学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并没有被作为重点。就表述形式而言,同样存在学习的痕迹。在阐述课程改革内容时,征引对象多为欧美国家的加德纳、斯腾伯格与日本的天笠茂等理论家的著作,注释与引文也多来自外域。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实践和理论话语、当代的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积淀而成的文本,却较少被征引。对于此点,可能是许多学者、实践者所无法自知的,但其确实存在着,并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课程改革的方向、进路产生着影响。
不够重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与可能而设计的课改方案,只能是空中楼阁。与现实高等教育生活的改进无关,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无涉。而这样的结果,是任何一个对中国高等教育有责任心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误区中走出来。如何走出这样的误区呢?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前提是,从西化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选择一条中西高等教育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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