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耀东教授曾在新亚书院教书，对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功绩十分赞赏，他对新亚书院如此评价道：“由最初唯恐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花果飘零，到后来在香港桃李满园。在钱先生的学术和精神感召培育下的一批流亡和本地青年，薪火相传，对香港人文精神和历史教育所做的贡献是不会磨灭的。”^[37]其所谓对“香港人文精神和历史教育所做的贡献”，便涉及的是对香港的文化塑造。

徐复观在悼念唐君毅的文章中也曾这样说道：“（1949年）唐先生来港，与钱宾四、张丕介两先生，合力创办新亚书院，有一个共同的志愿，即是要延续中国文化……”^[38]

1842年英国对香港地区实行殖民式统治，受英国政府的管辖，隶属一个商业社会，文化空气比较淡薄，素有“文化沙漠”之称。且香港地区西方文化痕迹较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才开始逐渐打破了香港地区“文化沙漠”的困局，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并在香港发展起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内地大批学者与其著作流入香港，以及钱穆创办的专门以继承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的新亚书院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地区的传播更为广泛、更为直接，使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深深地扎下了根，与其固有的西方文化联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香港特色文化。

（一）香港地区新儒学的发展

要论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地区的传入与扎根，首先当属儒家精神的确立及其开展，香港地区成为新儒家、新儒学的发展成熟之地。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唐君毅先生以及曾在新亚书院任教的徐复观、牟宗三先生被世界公认为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第二代新儒家主要是对儒家哲学的思辨，之所以称之为“新”，便在于他们返宗儒学，融会中西哲学。唐君毅先生可谓一生都在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积极疏导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极力为中国文化发展创造开辟道路。1949年来到香港以后，更是以新亚书院为依托，在学校坚持人文主义的教育，并且潜心著作，望对更多的人、对社会产生影响。如唐先生在新亚期间发表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及《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等文章，极力宣扬、传承中国的人文精神。牟宗三先生早期在中国台湾弘扬儒学和中国哲学，但其重要的哲学专著却是在香港地区完成的，牟宗三先生也曾在新亚书院任教，与其同时有著作《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和《政道与治道》等。其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当属1958年由唐君毅先生主稿，徐复观先生联名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一文，此宣言发表在《民主评论》《再生》这两本在香港地区发行的杂志上。并且此宣言被世界公认为香港地区现代新儒学崛起的标志。宣言中明确阐发了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强调中国文化仍有生命力，应对中国文化抱有深情与敬意，主张以一种全球的视域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此宣扬不仅为之后在香港地区传播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开启了香港民众的视野与心灵，促使香港地区更好的接受和发展传统文化。在对香港的文化传播中，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杂志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舞台。此杂志聘请新亚书院的张丕介先生为主编，吸收新亚师生的一些文章，在香港地区发行。就此而言，新亚书院师生俨然成为传统思想文化在香港传播的重要媒介。

（二）香港地区古典文学的发展

新亚书院在香港的创办不仅促进了新儒学在香港地区的传播，同时也对香港地区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展贡献了力量。香港地区长时间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对我国的古典文学知之甚少，更别提发展壮大了。1949年解放前夕，大批知识分子选择南下到香港，其中不乏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饶宗颐、牟宗三、罗香林、潘重规、徐复观、曾克端、吴天任、南宫博、左舜生、王韶生等。因新亚书院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这些著名学者好多曾在新亚书院任教，以此为依托培养学生、发表著作。这自然活跃了香港地区的学术空气，为香港古典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为了更好地引入与传播我国古典文学，这个时期创办了一些学术刊物，刊登学者们的文章，在香港地区发行。如新亚书院的《新亚学报》《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和《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等学术刊物相继出版，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文学杂志的涌现，如《文坛》《人生》《民主评论》《文学世界》《文艺世纪》和《祖国周刊》等。这些杂志均致力传播中国传统古典文学，其中也不乏新亚师生的文章。伴随着这些学术期刊和社会杂志的出现，中国古典文学园地呈现出越发繁荣的景象。如钱穆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姚铉唐文粹》，李直方的《文心雕龙随笔》三篇，牟宗三的《阮籍之风格》，徐复观的《韩偓诗与香奁集》，潘重规的《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等，都是这一园地中引人注目的硕果。

（三）香港地区史学的发展

钱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在新亚书院中，也有一些知名的历史学教授，如罗香林、徐复观等。这些学校同仁共同通过学校历史课程教学、著书立说、发表期刊文章等方法促进着香港地区史学的发展，对史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深刻见解，影响深远。另外，在钱穆等的教导下，也培养出了余英时、严耕望这样的史学大家，这些人学成后，曾在新亚书院执教，继续传播史学知识，发扬史学家风采，大大充实了香港地区的史学研究力量，提升了香港地区的史学地位。

具体来说，新亚书院的教师及其后学为香港史学发展贡献了如下作品：总体上对中国史学精神做描述的，如钱穆的《中国史学之特点》和《中国史学之精神》等著作。对史学方法进行系统介绍的书籍有罗香林《史学方法论（讲稿本）》、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等。新亚书院学生关于中国古代制度的论文有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1957年），罗球庆《北宋兵制之研究》（1957年），陈启云《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1958年），黄开华《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1959年），金中枢《北宋之科举制度》（1960年），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研究》（1963年）等。除此之外还有钱穆学生严耕望的学生廖伯源、苏基朗、刘健明等，分别研究汉代爵位制度、唐前期都督制度、五代枢密院等。除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之外，他们也对香港地区历史、外国史进行了研究。如新亚书院教授罗香林著有《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等书。其学生赵令杨、陈璋、陈学霖、罗文汇集有《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上下册。

（四）香港地区传统艺术的发展

钱穆非常重视艺术对人格的熏陶，因之十分注重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在学校艰苦发展过程中，费尽心力，开设了艺术系。艺术系开设书法、国画、国剧、二胡、琵琶、古筝等课程。弥补了香港地区只接触西洋乐器、西洋歌剧的问题。新亚书院还经常组织艺术系学生开展国剧表演、乐器弹奏等节目。新亚书院艺术系还创办了《新亚艺术》刊物，刊登学生与教师的优秀作品，包括书法、绘画、摄影等作品。这不仅促进了校内的观摩学习，而且也发行于校外，供更多的人欣赏。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吸引了香港民众的眼光，逐渐使香港人民接触、了解、热爱本民族的文化艺术。

新亚书院可以说是为号称“文化沙漠”的香港开辟了一片绿洲，使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

总之，在民国时期，虽然以中西高等教育融合为价值取向的教育机构是处于边缘的，但是，它们独特的教育追求，依然赢得了政府的高度认同与支持，文化、学术界同仁的大力赞誉，莘莘学子的不懈追慕，对地方文化产生了强力塑造作用。如果用影响深远来形容，当不为过。

【注释】

[1]卢敦基：《姜亮夫先生人生品格之我见》，载《昭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2]张涌泉：《姜亮夫先生的胸怀和做学问的方法》，载《昭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3]唐复年：《忆父亲唐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4]梁东汉：《唐兰先生轶事》，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8期。

[5]《口述：历史的行者——冯其庸》，载http：／／www.letv.com／ptv／vplay／220 3025.html.

[6]谭凤嬛：《满树梅花万古香——追忆恩师冯其庸先生》，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2期，第26页。

[7]谭凤嬛：《满树梅花万古香——追忆恩师冯其庸先生》，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2期，第24页。

[8]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9]许倬云：《余英时的历史世界》，载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45.html.

[10]《任公致吴宓函》，载《清华周刊》1926年第371期。

[11]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6页。

[12]吴湉南：《20世纪上半叶无锡国专的社会影响综论》，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www.daowen.com)

[13]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4]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5]马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16]《口述：历史的行者——冯其庸》，载http：／／www.letv.com／ptv／vplay／220 3025.html.

[17]《口述：历史的行者——冯其庸》，载http：／／www.letv.com／ptv／vplay／220 3025.html.

[18]冯其庸：《论红楼梦思想》，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9]冯其庸：　《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

[20]冯其庸：　《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

[21]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页。

[22]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6页。

[23]冯其庸：《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

[24]何方昱：《“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20页。

[25]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载《江苏文史资料》　（第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6]《孟寿椿〈视察报告〉》，《教育部派员视察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报告及有关文件，1941—1943》，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案卷号2031。

[27]《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各项经费文表1937—1949》，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案卷号5225。

[28]《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有关各项经费文表1937—1949》，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案卷号5225。

[29]《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二编》，无锡国学专修馆1926年版，序言。

[30]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群学社1927年版，第85页。

[31]王桐荪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0页。

[32]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民生印书馆1936年版，第62页。

[33]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册》，民生印书馆1936年版，第64页。

[34]《校闻》，载《国专月刊》第2卷第1期。

[35]健实：《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载《无锡国专季刊》1933年1期。

[36]《校闻》，载《国专月刊》第3卷第1期。

[37]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38]唐君毅全集编委会编著：《唐君毅全集》（卷三十），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