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专30年间所培养的国学专业人才，实际毕业者不到900人，而曾在国专肄业过的学生则为2000人左右。”^[12]与现代许多高等院校动辄几万名的学生数量相比，无锡国专的办学规模实在是小得可怜。无锡国专每年的招生名额仅几十人，但报考者却很多，生源充足。即便是国专在内迁途中，也有不少学子闻名前来报考。就是在这么一所“小”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会通中西之材。其中，钱仲联、冯其庸可谓其中的典型。

钱仲联1908年生于江苏常熟，1916年始，从舅父沈企棠学习古文、唐诗，开始试写五言绝句，受到了良好的文史知识教育。1923年，以第一名成绩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无锡国专毕业后，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成就卓越，治学严谨，深得海内外学术界推崇。著名学者王元化称他的作品“都是乾嘉朴学的新楷模，是二十世纪传统学术的绝唱”^[13]。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也曾说过：“现在被尊奉为大师的似已多起来了，而真正的大师却珍稀如凤毛麟角。钱仲联先生是其中的一位。”^[14]钱仲联学识渊博，除文学取得瞩目成就外，还旁及经学、史学、子学、地理、玄学、佛学、哲学、经济、民俗、艺术等学科，淹贯闳通。

钱仲联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外，对他一生做学问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青年时代在无锡国专读书时打下了的扎实的国学根基。钱仲联与在专修馆时期任教的老一辈学者都有过亲身交往，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传统的学问，根底非常深厚。但是后又接触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学术，使得他的思想处于转折关头。后来在无锡国专执教期间，又与同侪或者学校请来讲演的专家学者交流，“学生学习不囿于一家言，获益良多”，对于任教的钱仲联也是如此。在国专任职期间吸收了不少当时较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开始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学、哲学、教育学，西方的新知识逐渐融入他的知识结构中，他在许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开创的性质。如钱仲联笺注古籍汲取了汉儒、宋儒、清儒的笺注原则与方法，在全面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变革，论证方法上吸收西方实证方法并与中国传统考据相结合，形成其独到的治学方法。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曾评价钱仲联“处于转折关头的新学问和旧学问都非常好的这样一位学者”^[15]，是一位会通中西的文化学者。这可谓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冯其庸于1946年考入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国学英才辈出的无锡国专，喜好读书的冯其庸如鱼得水，得到了许多大师的亲身指导，打下了坚厚的国学基础。

据冯其庸回忆说：“这些大家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比如说王蘧常先生讲课从来不带书，他讲庄子，所有的庄子的原文和别人注解庄子的书，他从脑子里背出来，他背一句，就讲各家的注疏，然后讲自己的分析，所以一个学期，一篇《逍遥游》都没有讲完，但是我们从他的讲课中间呢，得到了知识，得到了做学问的方式，懂得要把所有的有关的学术资料都要认真地读完。他（钱仲联）没有在我们课上讲，我拜他为师在他家里，随便给我讲唐诗宋词都不带书的，用不着翻（书），都念给你听。”^[16]在无锡国专的岁月，钱穆的一句话，对冯其庸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冯其庸说：“他（钱穆）来给我们做一次学术讲义，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去听了，他特别讲治学的方法，讲我见其大，这是中间的一句，这一句话震动了我，我觉得讲得太对了，我应该照他的指点来做。他（钱穆）对我最大的影响，学问要做大的，他的原话我见其大，我要看大的方面，告诫我们不要钻牛角尖，你刚读书你去钻一个小问题，这不是一个好方法，所以他提出来我见其大，这四个字也指导了我一辈子。”^[17]在无锡国专，冯其庸就是不断地被如王蘧常、钱仲联、钱穆、童书业等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染，领悟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所以，在他后来的治学历程中，才能“我见其大”，进入中西会通的学术领域。

人们都知道，冯其庸是以红学研究名世的。他并不只是以《红楼梦》这一文本为准来进行研究，而是把西方学说中的理论引入，作为研究《红楼梦》的工具，使其对《红楼梦》的研究大放异彩。如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中的重要学说，冯其庸将其引入到红学研究中，数十年如一日，朝夕研磨。对此，他曾说：“《红楼梦》的思想，是红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1974年，我在几篇有关的论文里略略申述了我的意见，我认为《红楼梦》是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的，但那时我只是简略的叙述，而且我也还未对此作深究。10年以后，即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未尽才》一文，对《红楼梦》的思想稍稍作了一些深入的探讨。经过十年的揣摩，我更坚信《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是初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的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从1983年以来，转瞬间又已过了17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阅读有关的资料。17年来，我对这个问题又读了一些书，稍稍增加了一些阅历，因而更加坚信我原先的认识。只是深深感到要深研这个问题，更需要潜心读书，更要放开眼界看问题，抱着一部《红楼梦》就事论事，是不可能参悟这部书的深奥之处的。我虽然前后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25年，但仍深感读书不够，深思不够。近年来又加上多病，虽仍想多读书，然已感到体力不支，思考能力也大不如前。生怕已经反复思考的问题又会健忘，故先草此文，以为25年来一个老问题的继续。”^[18](www.daowen.com)

除了将具体的西方思想学说引入红学研究，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入红学研究也是其研究的显著特色。20世纪80年代初，冯其庸发表了《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代表了冯其庸对“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成熟思考。在该文中，冯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解释这部巨著，才能给红学注入新的富有生机的内容。其他不论什么主义，都无力对这部巨著做出科学的、全面的、正确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排斥他们对这部书的某些方面能够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甚至提出某些精辟的见解来。然而，要使红学能够真正成为科学的红学，要能够完整的、正确的、科学的来解释《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毕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重要的是红学的继续发展和取得更大的成就，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19]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成为冯氏研究红学的理论工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冯氏坚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红学研究，并不是排斥其他学派。对于其他学派，他主张，将其纳入“百家争鸣”的范围内，给予马克思主义式的观照。对此，他明确表示：“我们提倡马列主义，但也欢迎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探讨，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的竞赛和发展，决不搞‘一言堂’，要认真贯彻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应该好学深思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要有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20]

从他的具体研究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对于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研究，冯氏做了大幅度推进。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的红学专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中的考证是典型的“唯物论的考证”。对此，为《曹雪芹家世新考》作后序的杨廷福先生写道：“‘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这是稍具有马列主义观点的人都知道的。”^[21]“其庸同志治学严谨，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参证大量文献和实物，考定曹雪芹的籍贯，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样式。”^[22]这可谓一语中的的评价。

又如对于红学史上主要学派的评价，冯氏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慧眼独具的评价。如其对清代的评点派的评价即是如此。清代的评点派历史久，评点家多，由于评点家面对的社会背景不同，思想、体验各异，所以他们对《红楼梦》评点歧义纷呈。面对杂乱无章的评语，冯氏深入各位评点家的思想脉络，理出头绪，从作者、总纲、结构层次、人物论、艺术描写等方面展开研究。最后，冯氏为评点派所下的结论是：“应该给评点派红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评议评点派的红学，应该让我们的先人们创造的非常有效的评点派的文学批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扬！”

对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评论红学活动，冯氏运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解剖刀”，一举奏功。他曾分析说：“……单从学术角度来看，那时注重《红楼梦》的社会历史价值，强调其反封建的内容，使人们对这部小说的认识换了一副眼光，并引起更多人对红学的关注，这也很有意义。然而，六十年代以后……某些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紧紧束缚了《红楼梦》研究者和读书人的思维模式。”^[23]这一对同一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予以辩证说明的做法，正是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使用的示范。

总之，无论是从微观的思想观点的引入，还是在宏观的理论学说的运用方面，我们都可看到，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具有出入中西学说、融汇中西思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