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学研究院设立之初，就将其定位于“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修之地”。在国学研究院章程中，规定学生资格为：一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二是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三是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具有根底者；四是清华学校旧制“大一”级毕业生，得学校推荐及专任教授许可者，得为本院特别学员。另外，还规定了学员的研究期限，以一年为限，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得续行研究一年或两年。

由于招考学生要求高，被国学研究院录取之学生，也大都既熟悉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又具备相当的西方现代知识，起点较高，专业上比较成熟。梁启超就曾经说，他们之中“可以栽成者，实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三五人之研究成绩，实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无愧”^[10]。再加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形成的一套独具特色的中西融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可以说育人成效十分显著。据统计，从1925年到1929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招收四届74名学生，其中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的为68人，这68人中，又除有11人选择继续出国深造外，剩余的50多人多分散在各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如吴其昌、陆侃如、王力、周传儒、刘节、罗根泽、蒋天枢等，在我国文、史、哲和考古学领域均有卓越成就。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为宗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培养了一批以中西会通为己志的优秀学者，并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逐渐衍生出了一个派别，即“清华学派”。

清华学派从表面上看似乎仅限于与文科学派，不错，谈论清华学派确实是以文科为主，但又不仅限于文科领域，事实上，像从老清华中走出来的华罗庚、顾毓琇等理工科学者，具有相当人文素养者也不在少数。所以，清华学派的所谓文科更多代表的是一种人文修养，学识见地意义上的标尺。同时清华学派也代表了一种通才教育的办学模式和精英培养的教育理念。

徐葆耕曾概括清华学派的特征为：中学西学结合，历史现实对话，微观宏观合流，还有兼及西方理性与传统训诂等。王瑶也认为清华学派的特征有三：一是既有国学根底又深切了解西方文化；二是既不是卫道士，又不是西方文化的搬运夫；三是有一大批中西会通的著作。

何兆武先生说：“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坚决维护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而猛烈抨击和否定传统民族文化，也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但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就是在这一二律背反中前进着的。”^[11]清华学派则在这两种情结中持“知其两端而用中”的态度，即努力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兼容会通，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华文化，并以这种中庸的姿态引领了一大批的追随者。

总之，在不少老清华的头脑中，清华学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中西学术的兼容、会通。这一点，在从清华国学院毕业的王力、徐中舒等的身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来看王力。1900年，王力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他7岁开始上私塾。1920年，因缘际会，进入一名门大族当家庭教师。因该家族有大量藏书，他得以博览古籍，在国学方面打下深厚基础。1926年夏，王力进入清华国学院学习。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要以赵元任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当时赵元任讲音韵学，善于用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这就比清朝的音韵家高出一筹。在赵元任的影响下，王力选定了语言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专业，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在他们班里的三十多名学生中，王力是第一个跟赵元任学语言学的。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只有短短的一年，却对他一生的事业影响至大。他曾经说过：“如果说发现十四箱书是我治学的转折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那么研究院的一年，就是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样做学问。”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华国学院对王力的影响之深。

清华国学院对王力影响之深，突出体现在中西学术的兼容、会通上。这一点，从王力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可见一斑。王力说，他愿意在演讲中将清华国学院时期赵元任所授心得倾囊转赠中大师生。譬如重视理科和外语，既要精通西方语言学理论，又要有乾嘉学派的国学功底。“借彼锋锐矢，射我云中鸢”，方可“钻得进去，跳得出来”。在此，王力想要说的是，赵元任对他的最重要的教诲是，要想做出大学问，必须在中西学术兼学的基础上将中西学术会通。他的学术生涯，一直在践行赵元任的这一教诲。

精通多国语言，兼通哲学、数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赵元任，是公认的“旷世奇才”。赵氏因而成为王力学习的典范。经过刻苦努力，虽然王力在外语方面稍逊其师（照其自述，法文最佳，英语只能看书不能会话，俄语、越南语阅读需借助字典），但外国语言掌握方面仍属超群。对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的精通也类似其师。正因为如此，王力才能够运用多种语言工具，吸纳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

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赞扬，写了“精思妙语，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的总评和“卓识”“开拓千古，推倒一时”等眉批。这一作品，是王力会通中西之学的尝试。1936年，王力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该文对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法学简单比附英语语法的研究状况提出批评，倡导将西方语法学理论与中国汉语语法融通，研究汉语语法自身的特点。1937年，接着发表论文《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揭示出上古汉语不用系词的特点，使语言学家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转到考察汉语本身。朱自清认为王力这两篇扛鼎之作，“奠定了新的语法学的基础”，在语法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抗战期间，王力在深入研究小说《红楼梦》语言事实之后，写成《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两部专著。这两部专著运用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深入探索汉语语法特点，指出了汉语语法和西欧语法的根本差异。又以此为基础，写成《中国语法纲要》。通过这三部力作，王力将西方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法会通，建立起崭新的汉语语法体系，使汉语语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传统的音韵学，一向被人视为绝学，玄虚深奥，令初学者不敢问津。王力在历史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精心研究我国历代音韵学的著作，运用现代语言学原理整理和总结前人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阐述传统的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从而揭开了传统音韵学神秘莫测的帷幕，把中国传统音韵学改造成合于现代语言学原理的现代科学。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王力曾开过一门会通西方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诗律的《诗法》课（即“诗的语法”），当时同在联大任教的著名文学家李广田也慕名前去旁听。1945年8月至1947年春，王力将《诗法》讲义加以整理、补充，写成了《汉语诗律学》一书，从诗的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系统地叙述和分析了各种诗体的特征，并对诗、词、曲的句式和语法规则作了详细归纳，成为现代诗词格律研究的奠基性专著之一。这一著作无疑是会通中西之作。

除上面提到的关于语言学的著述外，20世纪30年代，王力还从事过欧洲文学的研究，著有《希腊文学》《罗马文学》，并在法国留学后从事文学翻译，介绍有世界影响的法国名家作品，译著达二十余部。他的翻译，重视体现原作精神，译笔精彩。因此，叶圣陶对之有“雅之一字，实无遗憾”的评价。他用旧体诗体翻译的《恶之花》，绝妙独到，为翻译界所称道。他在研究了希腊、拉丁的诗律和17世纪以来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的诗歌节奏后，得出结论：语言具有民族特点，诗歌的节奏也具有民族特点。这对诗歌的创作和理论有至大的影响。(www.daowen.com)

总之，无论是在语言学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上，王力的学术研究都体现了兼容中西、会通中西的特点。

下面我们来看徐中舒，他也是从清华国学院走出的一位贯通中西学术的大家。1898年，徐中舒出生于安徽怀宁。1914年，他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在该校，他开始接触到桐城派古文，生发了对古代文史研究的兴趣。1925年9月，徐中舒在经历了十多年曲折的求学之路后，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国学院。关于清华国学院与徐中舒一生学术的关系，过去的研究大多认为徐氏在清华国学院的学习中，受王国维影响至巨，尤其是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对他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关系至大”。其实，在这一年的学习中，徐氏同时受到梁启超、李济等人的影响。

他在研究院毕业时提交了两篇论文，《殷周民族考》一文由王国维指导，《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一文的指导教师则为梁启超。梁氏对该文的评语为“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以文字证史，这本是王国维的强项，徐氏却转从梁启超，受梁氏的影响可以想见。

另一位对徐氏影响至深的老师是时任研究院讲师、后来成为徐氏在史语所多年同事的李济。尽管在这一年里，李济因忙于西阴村的考古调查，在研究院的时间很少，开课亦仅限于民族学，但李济讲授的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对徐氏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用以下三事说明之：

第一，李济在国学研究院所指导研究题目范围为：北方民族汉化之程序；族谱之兴废与人种之变迁；各省城墙建筑年月考；各省废城考；云南人文考：中国人之鼻形；头形之遗传；金之沿革。由此可见，人种学的研究是其重心。受其影响，徐氏萌生了用人种学的方法研治古史的设想。徐氏于研究院毕业时提交的论文《殷周民族考》的最后一段，有如下语句：“今之治人种学者，以肤发之色，区别人种。……疑黔首、苍头，皆谓其发之颜色。盖战国、秦、汉之间，尚有黔首、苍头之两种民族。……此问题所关至巨，要非纸上材料所能论定，姑发其疑于此。”在这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其受李济的人种学知识影响的痕迹。

第二，李济1926年1月14日在清华学校大学部演讲《考古学》，这是李先生回国后第一次就近代考古学所作的公开演讲。徐氏应当听取了这次演讲，其根据是，他在该年二三月撰写的《〈木兰歌再考〉补篇》“导言”中，提出了“先将国学基础建筑于历史考古学之上不可”的主张，还不厌其详地解释道：“历史考古学之名称，所以别于史前考古学——即未有文字，历史以前之石器时代，原人时代……之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在国学上现时尚无若何关系，故历史考古学即简称考古学，亦无不可。……然今之考古学与汉学家之考据其根本实有显然不同者：自其动机言之，汉学家为昌明经学或阐扬名教而考据，考古学则为明了某时代、某事物而考古；自其态度言之，汉学家专尚功力而忽略理解，考古学首重理解而亦不废功力；自其方法言之，汉学家囿于儒家独尊之下，缺乏参考比较之资料，故不得不偏重主观，考古学本于历史进化的观念，广搜参考比较之资料，故得作客观的整理。”虽然这里的“考古学”与李济先生演讲中所说的“掘古坟”的近代考古学大相径庭，但其提出了“考古学”之名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界定，可见李济引入的新知识对徐氏思想的冲击。

第三，徐氏在1937年4月写成的《跋苗族的洪水故事及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中，列论了与苗族洪水故事相类似的五个传说，并予以文化人类学的解读。其中可见李济的人类学思想的影子。

总之，在清华国学院，受王国维、梁启超、李济等的影响，西方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入徐氏的视野，这就为他将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中，使其学术呈现中西会通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的学术之路，基本上是沿着中西会通之路行进的。

1928年3月徐氏在撰成的《评〈中国文字变迁考〉》一文中说：“我们看近三十年文字学的进步，完全是由于新材料的发见。他们所得的结论，并不是凭悬想得来；都是用新材料做他们的实证。”而《中国文字变迁考》“这本小册子对于新材料，一概不题（提）。他所得的结论，虽然同近代学者研究的结果，相差不远；但是没有实证而得的结论，总不是科学的叙述”。在此文中，徐氏一再强调“新材料”“实证”和“科学的叙述”，这说明，至少在此时起，以科学的精神，使用新材料、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已成为他的自觉的学术主张。后来，在为纪念王国维而撰写的《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中，徐氏再次提到了新材料的重要，“自来新的学问，皆从新的材料得来”。这与其后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正可相互映照。

总之，至迟到1928年初，运用西方的新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打通中西学术，已经成为徐氏自觉的学术主张。1928年秋，暨南大学新设了历史社会学系，徐氏入该系任教。据谭其骧先生回忆，当时暨大历史系“第一任主任是黄凌霜，几个月后就由陈憬代理，以后又换了许德珩（楚生），教师有孙本文、邓初民、潘光旦、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方壮猷等人。陈憬教中国古代史，传播的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观点，……徐中舒、王庸、方壮猷都出身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深受王国维、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和学风的熏陶，他们的课又使谭其骧受到考据方法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训练”。徐氏在暨大该系任教仅一学期，所授课程为《尚书学》。从该讲义的内容看，完全是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古代文献的结晶。

1929年3月，徐氏辞去了暨南大学的教职，赴北平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史语所，徐氏在古代文化史领域发表论文著述近30篇（种），其中18篇发表于史语所的集刊，另有4篇（种）发表于史语所的出版物。从这些论著中所反映出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理念成为其自觉的学术主张：“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如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可见，在治学理念上，徐氏又进了一步。在1928年，他还仅仅是主张沟通中西之学，到了此时，其还主张要综合利用西方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

20世纪50年代，徐氏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关于古代东方农村公社的论述给予了高度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其论文中就出现了对农村公社及家族公社的研究。在《巴蜀文化初论》和《巴蜀文化续论》中，他更是将对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结构的研究当成了研究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到了1978年，徐氏经过多年的思考，写出了《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其副标题为“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文中，先生指出：“中国社会，是从村社共同体发展起来的。”在文章的最后，其特别强调：“村社共同体是人类在土旷人稀的年代里，自己走出来一条大路，合耦共耕，共同分配生产物，除了不可克服的自然灾害以外，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粗耕，同时，渔猎山伐（包括采集在内），是可以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简单生活，在这里发展一种有秩序的自治团体，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什么乌托邦。”由此可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其中国古史研究浸润之深。

总之，尽管徐氏在研究中国古史时，所处时代不同，所取理论、方法资源有别，但是，在打通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史学这一研究取向上，是贯彻始终的。

从王力、徐中舒这两个典型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学子，的确都有中西会通的学术旨趣。